最近，关于温州民间借贷和中小企业的拯救活动正在逐步升温：国庆长假期间同城315诚信网产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携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等财经官员专程赴温州调研，探求化解以温州民间借贷可能引发的崩盘风险以及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九项举措，从金融信贷和财税政策等方面为中小企业减负。
中国式“金融抑制”
除了中央层面的措施之外，浙江和温州地方也开始了各种的“自力救济”活动。温州市委、市政府在国庆之前出台了《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包括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规范民间借贷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浙江省政府在10月7日召开四级政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政府部门主动上门为企业排忧解难，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在此期间，有传闻称，温州市政府也已经向浙江省政府提交《关于要求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的请示》，由省政府出面，向人民银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600亿元，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尽管该消息最终被温州地方辟谣，但这也透露出，如果一旦风险级别提升，不排除由国家出面成立诸如“金融稳定基金”之类的机构充当“最后贷款人”，为民间借贷托底。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在出现高利贷资金链可能断裂，200余名中小企业主“跑路”，一些企业主因无法偿债“跳楼”的风波之后，防止民间借贷崩盘和解救中小企业政策的接力棒终于回到了官方的手中。可以说，各级官方机构采取的一些维稳、灭火的行为在短期能够起到“退烧”和舒缓情绪，降低恐慌的作用。但如果不藉此机会，对引发“温州危机”的金融和产业生态进行全面的反思，下决心从制度层面给予一揽子解决，则即使本次危机可以安然度过，也不过是为下一次危机的来临延缓了时间而已。
目前温州面临的困局，既有长期金融体制方面的制度性残缺，也有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失衡，更有投机浮躁之风导致的实业的萎靡。从根本上而言，因金融抑制导致的信贷资源的配置失衡是最大的制度性诱因。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提出“金融抑制”理论之后，一时风靡全球，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最重要的理论。
而所谓“金融抑制”一般是指一国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对金融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人为地决定利率和汇率并强制信贷配给，造成金融业的落后和缺乏效率，金融与经济之间陷入一种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状态。
我国“金融抑制”主要表现在官办金融机构垄断了大量的信贷资源，这些信贷资源无论是使用，还是利率水平，大多并非基于市场，而是基于行政的指令进行配置，导致很多的民营企业无法从主流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一些学者已经多次证明，就金融供给而言，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贷款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不到20％；学者刘伟（2001）的研究也表明：在我国第一次产业的增加值中，国有经济的贡献为2.75％，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97.25％，在第二次产业的增加值中，国有经济的贡献为27.84％，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72.16％同城315诚信网产经，在第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28.5％，国有经济的贡献为71.5％，加权平均计算，改革以来，我国62％以上的GDP由非国有经济所贡献。这说明，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非国有经济的成长。但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70％以上的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贷款。
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抑制假说和市场分割假说揭示了民间借贷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这个根源是外生的。正是因为金融抑制的存在使得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应运而生。国内外的学者估计，中国民间借贷的借款总量占去全部信贷的总量在33％到45％之间。而学者辜胜阻在温州市的调查也表明，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等主流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只有10％左右可以，80％以上依靠民间借贷生存。可以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主要依靠民间金融生存。而民间金融的长期非法存在，也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随着宏观政策的变化而畸高，埋下了崩盘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