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落实？重庆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近一年多来的一些做法，应该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些借鉴。
微型企业的“钓鱼”政策
有人对“国九条”有点担心，说政治考量大于经济盘算。其实重庆去年6月推出的扶持微型企业的决定，力度比“国九条”还大。在重庆创办一个微型企业，只要能解决8人以上就业，就可以享受三条政策：其一，只要创办者自带10万元以上的资本金注册申办微型企业，财政按不同行业给予3万—5万元的资本金补助。但是，对资本金补助必须遵守不炒股票、不炒房产、不抽逃的“三不”原则。其二，按资本金给予1∶1的融资担保贷款，政府背景的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力争每年给新办的3万个微型企业贷款50亿元。其三，按资本金等额返还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如果一个微型企业成立之初有15万元资本金，第一轮产生的税收返给后，就有30万元的资本金，再加上银行等额贷款，资产总额就可能达到60万元。
到今年8月，已发展微型企业3万户，带动26万人就业。重庆的工作目标是3年培育15万个微型企业，按照这三条政策算账，各种财税扶持叠加起来在300亿到500亿之间，那么这笔账算不算得过来呢？
在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上，市委书记薄熙来有句话被广为流传：给百姓办事，花再多的钱也不会错。
重庆市长黄奇帆是这么算账的：税收是这些微型企业创造的，银行贷款是企业要还的，政府实际需要拿出的真金白银就是资本金补助的50亿左右，但是解决了120万人的就业。这些人如果没有就业，就得吃低保，以目前重庆的低保标准，一个人一年在5000元左右，120万人就得60亿。是每年补60亿合算呢？还是一次性补50亿，然后这些人还能创造社会财富合算呢？而且15万个微型企业将来总有一些能长大，变成小企业、中企业、大企业。
实际上这是一个相互“钓鱼”政策——老百姓为了“钓”政府的这三万五万，享受这几十万的财税支持，就得找亲戚朋友凑够这10万资本金；政府为了“钓”老百姓的这10万，就出了这三条政策。互相“钓鱼“的结果，是政府把被动的低保投入变成了发展资金，激发了群众创业的积极性。
用“中利贷”挤掉高利贷的生存空间
这次扶持小微企业的“国九条”的出台跟温州“高利贷”带来的企业主“跑路”有关。
在去年底的重庆小额贷款公司座谈会上，黄奇帆告诉与会的小贷公司老板们：你们多多准备“子弹”，明年就可以发财了。
重庆现在有100多家小贷公司，在全国数一数二。小贷公司利息高限为基准利率的4倍，是黄奇帆眼中的“中利贷”，企业用作中长期投资肯定死翘翘，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急用的。有了中利贷，企业就不会去找高利贷了。黄有个比方：中利贷是香烟，可以提神；高利贷是毒品，吃了要死人的。
重庆近四五年还炮制了一批担保公司，这些公司资本金已经超过120亿元，按照法定杠杆比，可以撬动上千亿的资金——需要担保公司的，大多是中小企业。在解读“共富12条”时，黄奇帆说过一段话：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国务院前后推出了两个“36条”，其本质意义有四：一是对大中型企业，本身有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实力，关键是给予平等的国民待遇。二是对中小企业，关键是帮助解决融资难问题。三是对微型企业，关键是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四是对个体工商户，要通过降低准入门槛、规范发展背街小巷摊区、繁荣夜市经济等，放宽他们的活动空间。北京、台湾等地的夜市经济、跳蚤市场都比较发达，不仅解决大量人口就业，增加收入，还是城市和谐繁荣的风景线。
像小贷公司、担保公司这样给中小企业融资帮忙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还有几种，比方说信托、基金、金融租赁公司等，企业在银根紧张时想扩展，设备是很花钱的，而且是中长期投资，怎么办？可以找金融租赁公司帮忙，重庆和中石油联手办了一个资本金60亿的租赁公司。
用“中利贷”挤掉高利贷的生存空间只是重庆的融资调控措施之一，在给“共富12条”做说明时，黄奇帆说过这样一段话：“2011年重庆二三产业规模已达2万多亿元，比上年增长20%，所需铺底的流动资金，再加上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所需的资金，全年约需新增4000亿元融资量。自3月份开始，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调度：一是力争全年新增银行贷款增长20%，约2200亿元。上半年新增贷款增长24%，比全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规模1500多亿元。照此态势，年底新增2200亿元已成定局。二是力争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00亿美元，这相当于新增650亿人民币投资。三是非银行渠道融资，包括小贷、租赁、私募、风投和各类财务公司，以及股票上市、发行债券，争取达到750亿元左右。四是争取社保基金、央企公司、保险公司的资金进行信托融资，专项注入公租房建设，可筹集400亿元。”
这里需要解释的公租房省出来400亿，等于为工商企业腾出了400亿的信贷空间，因为公租房在银行的放款优先表上，排位是数一数二的。公租房从央企、社保基金和保险公司得到的融资，必须经过信托公司过桥，利率会提高1到2个百分点，相当于重庆政府支出这块成本，为工商企业、中小微企业腾出了宝贵资金空间。
要从制度安排上动脑筋
从制度安排上进行调控，也是这次小微企业“国九条”的受到的好评之一。进一步领会中央的精神，就会想到，小微企业除了资金融通这个要害以外，也会有别的难处，比方说，今年五六月间，沿海一些省市中小企业同时遭遇电力和资金双重压力，有媒体甚至引用企业主的话说：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困难。
重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着手强化煤炭、石油、天然气、粮食和食用油的储备，这些工作有的在今年上半年电力供应紧张时已经发挥了作用，到6月底，电煤储备已经达300多万吨，即使断煤两个月，也可以基本保证不拉闸限电。
资金融通、要素供应，都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环境，重庆提出了打造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低融资、低物业成本“五低”发展环境的目标。比方说，西北大开发15%的所得税政策，重庆是贯彻得最彻底的，除了金融、房地产，其他重庆境内的一切企业，只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统统享受；比方说土地调控，重庆和香港是政府土地储备规模最大的两个城市，否则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盖在哪里？重庆的物业价格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也是最低者之一，这都拉低了创业、置业、就业成本。
调控的时机非常重要
在去年底，重庆市委、市政府就反复强调，要小心宏观政策调控的叠加效应。中央一本好经，下面层层加码往往就念成了歪经，紧缩也紧缩过头，扩张也扩张过头，结果就出现震荡。
这是经验之谈。2008年上半年，各部门各地，还是从紧的政策走向，重庆市委、市政府去沿海“取经”，看见很多企业都关门了，回来就紧急出台7条鼓励政策，之后又两次跟进，变成“7＋5＋12”的鼓励政策体系，跟一些地方比，呈现反周期调控的特点，在金融危机中“晚下水，早上岸”。重庆市委关于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决定，就是在2008年上半年作出的。2008以来，重庆经济逆势上扬，甚至在危机的三年中初步建成了内陆开放高地：外贸、外资都翻了跟头上涨，到国外抄底买了50亿美元的资源和技术、装备企业，还建成了一个年产两亿台套、年产出上万亿的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基地。中央也奖励有加：两个保税区，一系列制度创新上的鼓励和支持。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颁布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国九条”，一系列通过财税金融杠杆减轻企业负担、引导资金流向小微企业的决定，让小微企业和舆论界、理论界都很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