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以下简称“世杰会”)的成功得益于其精美的包装宣传，还不如说它巧妙地迎合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发展壮大的现实需求。
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偷梁换柱”的故事!
随着“卢美美”事件爆发，媒体对世杰会的讨论和质疑不绝于耳。是否违规操作、是否非法牟利、是否蓄意欺谝成为了媒体和世杰会相互争执的焦点。
对于该协会利用“华商”名义举办活动，更是惊动了主管侨务工作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侨办公开发表声明对此事表态，言之凿凿。
“我办从未收到任何有关‘世华会’涉侨活动的报批申请。我办发现，自1990年以来，一些名不副实的所谓‘世界性’华侨华人社团或组织，打着‘全球’‘世界’‘国际’等旗号开展各种涉侨活动，对内影响我侨务工作的正常开展，给一些地方的社会稳定和对外合作造成损害。”
而早在2011年春节期间，来自安徽的泰先生就将该协会的“华商”名义视为一种掩耳盗铃之术。泰先生回忆道：“2011年春节后，我在北京农业展览馆的一次招聘会上看见了天九儒商集团(它是世杰会的核心服务平台)招聘销售人员。对方工作人员在介绍协会时，主要是告知他们的客户对象大多数是国内的民营企业家，当然还有一些国内侨商。一看，就知道他们在忽悠。”
然而，从2005年至今，世杰会却对那些民营企业家屡试不爽。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中国民营企业家如此“倾心”这个被中国中央部委诟病的协会呢?
“华商幌子”下的交易
世杰会到底凭借什么吸引众多中国民营企业家趋之若鹜，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云南私人企业主高飞向记者叙述了自己的入会全过程。2008年某日，高飞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自称是世杰会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对方重点向高飞介绍了“协会的会员都是全球华人华商”“平时会为会员搭建交流、联谊的平台”“与中国政界人士接触”“帮助企业项目进行融资”等等情况。让高飞诧异的是，该名工作人员甚至还告知自己的几位朋友已经入会，以此进行游说。
从此，这个闻所未闻的组织就没有离开高飞的生活。“他们很有耐心，不间断地打电话给我，以为全球华商搭建沟通平台、帮助项目融资等内容进行游说。”高飞介绍道。在接连不断的电话攻势下，高飞萌发了“加入试试”的念头，并于2009年8月27日向该协会指定收款单位汇入990元，正式成为协会会员。
对于历经一年多时间后决定加入的原因，高飞解释道：“当时，我主要看重为全球华商搭建交流、沟通的平台。”
与高飞不同，一些会员正是看重世杰会所宣称的“与中国政界人士接触”的机会才加入该协会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负责人透过媒体表示，宣传的误导将他引入了该协会。“该协会经常宣传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举办活动的信息，以及宣传和承诺邀请一些政要与业界精英与会。很多企业就是冲着这个才缴纳高昂的会费的。”
这种说法或许可以从世杰会官方网站内容上进行佐证。目前，在该协会官方网站上，卢俊卿与世界多国政要的合影以及其参与社会活动的照片，赫然地显示在首页主要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最新动态”栏目，还是“协会要闻”栏目，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的是卢俊卿出席各类社会活动，与国内外政治人物交流的文章与图片。
然而，不论是出于何种初衷加入该协会，高飞和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负责人都事与愿违，而是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揭露世杰会的“真实面目”。
高飞表示：“对于该协会所说的什么会议，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它们都是要收费的”，并通过微博写道“一直未得到实质性帮助”。于是，高飞选择站出来，公开向世杰会讨还会费。
而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负责人则通过媒体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常常只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一个简短的开幕式、照照相、合合影，然后就迅速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开会。此外，答应邀请的人常常来不了。”
营销术潜藏的现实需求
在世杰会官方网站“协会服务”栏目中，清晰地写道：“致力于整合全球资源，在投资、融资、招商、贸易、咨询、培训、品牌、传播、营销、公关、人才、税务、法律、慈善等方面，为会员企业提供‘一站式终身服务’”。
对于这些服务项目，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会员就表示：“当时初衷是希望它能做好，有利于企业的未来发展。”如此看来，与其说世杰会的成功得益于其精美的包装宣传，还不如说它巧妙地迎合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发展壮大的现实需求。
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经济学系主任饶志明对此表示：“民营企业家大量地加入世杰会，肯定与这些企业家看重其与政府的关系。”
在饶志明看来，这种企业家的心态是合情合理的。“民营企业发展越来越多，他们本身就看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各种方式加入政府性质的组织。其中一部分人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也希望通过一些渠道，更好地让企业发展。”
事实上，2010年5月13日，虽然国务院颁布了被俗称为“新36条”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但是，围绕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讨论在坊间反而愈演愈烈。“国退民进”的争执不休、沿海地区制造企业“倒闭潮”、与劳动力成本增长相伴随的用工荒现象……都为中国民营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步履维艰留下了注脚。不仅如此，2011年，融资受困、通货膨胀、电荒来袭以及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茫然更使得民营企业家们对未来忧心忡忡。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企业家有天然动机与政府机构密切联系，寻求支持。我们有必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搭建渠道。”饶志明认为。
不过，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看来，若企业家真的对民间组织抱有如此期望，那么他们对协会的要求就太高了。”王名表示：“行业协会或商会是单个企业的联合体，向单个企业提供它自己提供不了的公共品。它不是企业与政府的沟通桥梁。”
可现实是，企业家始终认为通过协会沟通政府机构是理所应当。更严重的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判断，能真正实现他们目的的民间组织显得明显不足。饶志明表示：“现在，为民营企业家服务的平台是不够的，反映民营企业家声音的渠道不是特别多。”
一方是企业家的现实需求，一方是缺失的服务平台，双方在供需层面处于极度的不平衡状态。不难想象，在此背景下，某些民间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利用企业家的内心需求和相关组织的真空地带，在短时间内获得快速发展，这就具有某种必然性。
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面对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到底需要多少个服务民营企业家的正规平台呢?目前，没有一个标准对此进行界定和统计。不过，王名表示：“永远不够。”
“行业协会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的供给永远是滞后于对公共品的需求。不论在美国、英国、日本，还是在中国、巴西，这都是公共品的特点。”王名解释道。“只不过，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待完善，在中国，这方面的问题更突显一些。”
长期以来，在中国，行业协会或商会一直受到“业务主管单位”“一行一会”“相关领域受限制”等硬性规定。这在客观上对行业协会或商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不过，王名认为，这些门槛对于企业家而言不高，政府更没有对行业协会或商会组织进行恶意的限制。“从实践来看，企业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建立社会组织。政府没有对成立社会组织进行特别严格的管理。而成立协会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也即将被取消。”
其实，比数量更重要的是行业协会或商会自身运作的机制。
目前，很多企业家都会抱怨行业协会或商会没有提供有效的服务，进而导致会员不缴纳会费，协会无法持续运转的恶性循环。这种现象更多由于协会本身的不规范化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时代背景所致。
饶志明认为：“协会应该真实地收集、反映会员企业的呼声，并且真实地向政府机构进行沟通。这是很重要的。”
而王名却认为，解决协会失灵的问题更多地应该着眼于体制层面。“我们的市场体系是不健全的。我们缺失了行业协会或商会的制衡。这种制衡就是缺少工会系统、消费者系统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
于是，王名强调要解决失灵问题，应该综合地加以思考。“我们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完善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体制;同时，大力提升民间组织的转型，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以及民主机制建设。”
一切都还在摸索中。专家之间的不同见解更反映这种摸索将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写入“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的章节。其中，明确将“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作为社会组织未来发展的主基调。
值得担忧的是，在这种摸索的过程中，由谁来防止非正规社会组织的出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