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那头，一家医院的负责人告诉修树旺，有患者家属正因为医疗纠纷在医院闹事，希望他赶紧去。放下电话，修树旺匆匆赶往现场。这位山东青岛即墨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主任刚刚走马上任，而他所负责的医调委也才成立两个月。
本报记者跟随修树旺来到现场，医院办公楼前一片骚乱。一名患者家属冲着办公楼不断地大声咒骂，10多名警察列队于办公楼前。看到修树旺的出现，患者的儿子情绪激动，高声叫嚷：“我们不调解！”修树旺上前再三劝说，甚至当家属们乘坐的小型面包车发动后，他还快走几步，走到车窗前尝试继续沟通。
“不调解！”伴随着汽车远去的声响，家属最终丢下一句话。略有些尴尬的修树旺对本报记者再三强调：“有些时候得冷处理，我们需要做的是依法调解、迅速出动，避免矛盾激化。”
不难想象，类似场景将成为修树旺今后的工作常态。尽管上述纠纷是即墨市医调委成立后的首起个案，但第三方调解机制对于这座城市而言，并不陌生。
早在2009年9月，即墨市人民医院便开始推行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作为青岛市首个试点，该医院引入风险保险方式，由保险公司出资组建调解办公室，医院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监督。
如今，保险公司已退出调解过程，被医调委所取代。两年间，同一座城市的调解第三方为何会“换脸”？追溯原因，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一座城市在如何界定第三方、如何使第三方真正发挥调解作用等方面所做的探索。
保险公司主导第三方调解有多大的公信力
江美世可谓第三方调解机制“换脸”前后的见证人。2009年9月，他受聘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即墨分公司出资成立的调解办公室，担任调解主任。
至于为何在这一年实行试点，即墨市司法局副局长刘可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介绍说，最初借鉴的是“济宁经验”。当时山东济宁的医患纠纷民调工作站机制曾被卫生部和司法部列为全国典型。
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彼时的即墨，医患矛盾不断上升，赔偿金额呈递增之势。负责处理本院医疗纠纷的即墨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副主任宋书斋介绍，近年来，医院深受医患纠纷之扰，家属在医院门口烧纸、挂横幅、甚至殴打医生的现象并不鲜见。
“每次发生医患纠纷，双方很不好谈，有的家属就是闹事，无法沟通。”宋书斋回忆。
宋书斋的说法形象概括了众多医院目前的顽症：发生医患纠纷时，由于患者方对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调解不信任，多数不愿通过行政调解解决，而法律诉讼又繁琐、耗时。在医患双方间建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调解机构，依法、快捷地解决纠纷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