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上各种货币国际化的成功与失败案例，再结合当前自由浮动的信用货币体系，可以发现，当今世界上成功实现国际化的模式只有美元模式与欧元模式。如果选择美元模式，人民币必须像美元那样独立于任何其他货币。这意味着人民币不能再与美元挂钩。如果选择欧元模式，中国则必须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货币合作，从初级的货币互换和汇率协调，逐渐提高到高级的亚元或华元等区域货币。这意味着中国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努力，人民币将融化在未来的区域货币里，如同马克和法郎已经融化在欧元里一样。
从目前来看，人民币通过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实现国际化的途径选择，是欧元模式的变形，但问题是即使人民币能顺利成为SDR篮子货币，也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SDR远非真实的货币，把这个虚拟货币变成真实货币，并不比通过其他途径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容易；二是即使SDR成了真正的国际货币，人民币在SDR当中的权重也不会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匹配。
此外，中国还提出通过发展贸易结算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目标，但这一模式的选择尚不清晰。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继续与美元挂钩，自降身价为附着于美元身上的二等货币，这显然不是美元模式；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合作还只停留在清迈协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协议，目的主要是为了应对下一次金融危机。但由于目前东亚地区仍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使得东亚缺乏大国之间合作的政治基础，导致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和路径变得不是很清晰。
在笔者看来，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如果中国采取“摸着石头出海”的策略“走一步看一步”，赌注未免下得有点大。尽管人民币当前的基本制度安排比较接近港元，但我们仍然不宜把港元当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模式。
这是因为，虽然港元在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地区目前已被广为接受，似已成为一种主要的区域货币，港元与国际货币的差距似乎只剩下流通面积与发行数量的差别问题。其实不然。由于我国香港地区并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金管局最重要的职责是维护港元与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波动幅度不超过1%，其有能力实现的最佳目标是让“港元几乎和美元一样好”，但无法追求“比美元更好”的目标。从这个角度分析，港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
另外，由于我国香港地区只是一个小经济体，采取“傍大款”的策略对我国香港地区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如果内地经济保持繁荣稳健，对造就我国香港地区经济的“增长奇迹”也有正面影响。但由于现在中国内地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在货币制度上继续依附于其他经济体，不仅被依附的经济体会越来越承受不起，中国内地也不可能采取同样的策略继续维持自身的“增长奇迹”。所以，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弊端已经充分暴露的情况下，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正当其时”。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算起，建立黄金-美元本位制耗费了半个多世纪。另从黄金-美元体系崩溃算起，欧元体系的建立大约经历了30年时间。这样看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即使顺利，很可能也要经历数十年时间。这期间，世界和周边环境肯定会发生不小的改变。因此，依笔者之见，如果现在就在美元模式与欧元模式之间做出匆忙选择，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现在，中国应该做的是要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基础，尤其是要创造基本的国内条件。
笔者认为，无论将来在这两种模式中选择哪一个，人民币都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汇率必须自由浮动，二是资本项目必须放开管制。在创造这两个条件过程中，必须先让汇率自由浮动，然后再放开资本管制，因此汇率改革是基础的基础。不仅如此，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还是人民币从港元模式迈向真正国际化的决定性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