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以来，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经历了极其艰难和复杂的过程，既要消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下统称国际准则）在原则上的所有差异，争取国际认同，又要符合我国经济环境和企业的实际情况，实现平稳过渡。在相关监管机构的支持下，财政部与国内外各方面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专业沟通、技术协调和工作指导，2007至2010年连续四年，企业会计准则在我国上市公司实现了平稳有效实施，其中的A+H股境内外报表差异基本消除。这些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和评价，我国在国际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得到加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要求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为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以下统称理事会）启动了系列准则项目的重大修改，并加快了与美国准则的趋同进程，其对我国企业财务报告和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趋同策略，密切跟踪并深入参与国际准则的修改，实现我国准则与国际准则的持续趋同并符合中国实际。
一、金融危机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重大修改
金融危机以来同城315投诉产经，理事会陆续发布了国际准则第9号、第10号、第11号、第12号和第13号，修订了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和第19号。
理事会目前正在加快完成金融工具（减值和套期会计）、保险合同、收入确认及租赁等项目。此外，投资公司合并报表准则、财务报表列报第二阶段综合改进、概念框架等项目也已启动。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应当争取写入国际准则，这在2005年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与理事会的趋同声明中是作了承诺的。
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机构对国际准则制定的影响和干预，不容忽视，值得警惕。理事会历来主张独立性，包括准则制定机构、制定程序以及会计准则的独立性，只有坚持独立性原则，才能确保根据国际准则编制的会计信息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经济实质。但是，本次危机发生时，一些“政治家”和“金融家”为了转移矛盾和视线，建议暂停或取消在会计准则中采用公允价值。在强大的压力下，理事会未能坚守独立性原则。2008年10月8日，理事会违背准则制定程序，仓促发布关于金融工具重分类的规定，允许企业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此后许多国家或地区纷纷效仿并发布类似规定。而我国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修订，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并未随波逐流，始终坚持了准则制定的独立性立场。2008年10月初，财政部领导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应对危机对策，议题之一是公允价值在会计准则中的应用。本次危机是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和疏于监管等深层次原因造成的，公允价值计量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我国的会计计量强调以历史成本为基础，对公允价值计量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得到了财政部和国务院领导的肯定。之后的事实表明，我国的上述立场、原则是正确的。200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会议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大会，对中国的做法表示认同和赞赏。借此机会，我们启动了亚洲-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AOSSG）的筹备工作，奠定了目前欧盟、美国、亚大地区共同影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的基本格局。
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重大修改对我国的影响
（一）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扩大了公允价值适用范围，影响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由于我国企业诸多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难以取得或不能可靠计量，我国准则以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并适度谨慎地引入了公允价值。例如，《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要求生物资产主要以公允价值计量，而在我国，森林、牲畜等生物资产通常难以找到公允价值或估值不可靠，因此我国准则规定生物资产应按照成本进行计量，在能够可靠取得公允价值时，也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在准则实施过程中，我国同样要求企业严格限制公允价值的使用。例如，我国投资性房地产准则规定了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计量两种模式，但实施中强调慎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2008年存在投资性房地产的69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20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会计上广泛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做法始于美国等具有成熟资本市场的国家，其理念是好的，但其前提条件是存在活跃市场，能可靠获得公允价值。我国当前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如果生搬硬套新发布的国际准则第13号，扩大公允价值的适用范围，将导致我国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不可靠，从而影响到企业利益相关方的判断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
（二）金融工具分类与计量准则中其他综合收益不允许转回的规定，对我国企业损益的影响巨大
我国准则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处置后转为当期损益。而根据国际准则第9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绝大部分资产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处置后不得转回至损益。根据2007年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年报分析，1570家上市公司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合计金额只有4894亿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合计金额则高达32083亿元，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为1491亿元。以2007年数据测算，如果按照国际准则修订我国金融工具准则，对上市公司当期或以后期间损益影响的金额可能高达上千亿元。
（三）基于预期损失模型计提金融工具减值，违背了会计准则的目标，将导致会计准则失去应有的独立性以及会计减值准备计提的混乱
我国金融工具减值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要求金融企业根据减值迹象（“迹象法”），按资产负债表日账面值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差计提减值准备，既不能多提也不能少提、既不能早提也不能推迟计提。然而，迫于金融监管机构的压力，理事会正在考虑改用预期损失模型，不仅计算异常复杂，搞不好会导致金融企业会计减值计提的混乱，而且严重违背了会计的客观反映目标。
会计目标不同于金融监管目标，片面强调两者的统一或者两选其一，可能会适得其反。会计目标是提高信息透明度，要求企业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真实的会计信息，以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金融监管目标主要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要求企业估足损失、多提准备，尽量保证资本充足稳定。会计准则过于倚重监管规定，一味迎合所谓“审慎”要求，必将违背会计客观反映目标，牺牲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投资者将无从知道企业真实的资产、负债质量，不利于金融市场资金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收入确认准则的修改要求生产周期较长的制造企业和施工企业等在合同完成后一次性确认收入，取消完工百分比法，将会导致此类企业销售收入、销售成本和利润的混乱
理事会正在考虑在修订收入确认准则时引入“控制”概念，以“控制权是否转移”替代“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作为收入确认的原则。按“控制”概念，企业应在完成产品并将其控制权转移给客户时确认收入，取消完工百分比法。这对于生产周期较长的大型设备制造和建筑施工等企业而言很难操作，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地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我们认为，在收入确认准则中引入“控制”概念，是对会计概念框架的实质性更改，其必要性和正确性值得商榷。
（五）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第二阶段，完全打乱了我国现有财务报告结构体系，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等系列财务指标难以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