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认为，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要求继续保持货币、财政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一紧一松”的搭配，有利于在复杂、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抑制通胀，同时有利于预防在应对外部突发大的冲击时出现政策叠加的“超调”。
在外部环境下，我国经济短期应变和中期抵御外部冲击的预案都应该考虑，但这毕竟属于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一个侧面。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正面考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正在相对高涨阶段上运行，主要矛盾是通胀压力较大。今年前8个月，我国的GDP增速已适当回落到9.5%左右同城315投诉产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7月份达到6.5%，很可能已经见顶。这样的经济数据表明，我国宏观调控取得了成效，宏观经济运行有很大可能从“前高”转入“后稳”。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在上年末明确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总量从紧取向还不宜改变。当然，目前我们处在经济形势的“观察期”，紧缩举措应适当平缓和减少动作，沉住气跟踪分析，等待大势明朗。
贾康认为，在“一紧一松”的总量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始终是必要的。但在提防外部冲击的同时，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世界经济“二次探底”毕竟还未成为确定性事件，因此，我国从短期到中期的宏观政策走向应当注重保持和增强我国经济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的好势头。
从较长时期来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可能成为常态。只要我们在我国经济相对高涨期间有较大把握避免被一些国家经济的“二次探底”再拉回低迷状态，财政政策的必然逻辑就是经过适当的“淡出”过程而回归稳健。
保持和增强经济运行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的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利于减少实行政策刺激不可避免带来的过多行政干预，使市场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以竞争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要求的结构优化与效益提升。
在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中，扩张性政策的“淡出”是一个必要的承前启后的过渡。我国在1998—2003年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后，财政政策由刺激和扩张向稳健的转变，就曾经历了一个“淡出”过程而保障了衔接转换的平稳有序。所谓“淡出”，也就意味着并不进行显著的政策变化与转型，而是比较低调、徐缓地降低政策扩张力度，到了一定的火候再明确提出和实施新的政策框架。经验表明，这种有序转变有利于使政策连续性要求与阶段变化后的转型要求实现平稳对接，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运行机制的动态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