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权静：王会长对于温州的情况，从您的视角来看，因为您也去过很多次温州。
王巍：对。
主持人权静：对于那儿的情况，到底实际是什么样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王巍：看问题都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官方有官方的角度。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商业人士，跟温州接触，包括这些所谓的地下钱庄民间金融接触的比较多。从我看温州的角度，可能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但并不表示我看的是准确的，但这至少是我的立场我的体验。我看到温州是有非常有特点的，市场化的金融市场，这是在温州，而且不是今天，而是长达30年来，一直是哺育、孵化中国中小民营企业的一个主要市场。
今天出现一个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主流媒体主要归结为一些所谓台会，或者是高利贷，或者是跑路这些现象来说。但从我看，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整个中国金融体制的不合理，金融资源的不合理。
由于最近几年来政府的强势，使得所有的公众资源，更多走到大型国有企业，走到地方政府的资源上。因此使有限的资源越来越少，对于民间资本。给予温州的地下金融的压力巨大。在没有一些可预测稳定环境下，经济周期一出现波动之后，他们就会非常脆弱。这种脆弱是导致了温州暂时的困难。
但我相信，这是一个局部的、个别的。他一定能够闯过去，因为温州类似这种情况，已经有2、30年，始终处于这种比较脆弱，大周期波动。但他们都有非常强的抵抗能力，而且我对温州金融，始终有信心。
主持人权静：你刚才提到“困难”这个词，现在到底有多困难？
王巍：应该是很难统计，现在我们看到的困难是很多人跑路了。
主持人权静：那么跑路，我也听到一种声音说，它其实不是说经营不下去了，而是说这些人。
王巍：逼债。
主持人权静：为了移民甚至是说，造成这样一种假象是这样吗？
王巍：我觉得现在我们从媒体看到跑路，主要一些经营困难，最后主要是逼债。
主持人权静：逼债。
王巍：这是主要的。应该说移民现象不是现在，移民是长期以来一直在动的，这很多年了，也不是今天做移民移城了。这个期间，由于金融出现困难以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急剧上升，市场价格被压的很低。市场调控压的很低，这个时候本来经济很困难，如果金融界能给予很多支持的话，那么他很顺利度过困难时期。但如果这个金融又急速抽进资本，任何正常的企业家，他都可能承受不了压力。
这样的情况，他也可以采取很多，在中国又不能向一个正常法律方向，保护性破产。保护性破产，或者执法、诉讼、解脱三角债，这些在一个极端情况下都不存在。往往面临着什么？变成民间的、自发的一些追逐，或者公检法的过度介入。使得他们就失去了一些机会，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要求躲避，这个可以理解。
即便这样，温州几十万商人，个别出点这样的人很正常的。
主持人权静：我想问您的是，这个现象是不是普遍的？
王巍：不可能是普遍的。这个出现问题，比如像次贷危机，美国我可以预测2、30个大富豪都自杀了。你要集中在一块，好像次贷危机就导致富豪自杀，其实不是这样。温州也是，这个现象都是个别性。个别性在一个特殊环境下，会导致人们的好奇、关注，在媒体上会集聚化的。
绝大部分几百万的温州人都在那都很平静，几十万的企业都照常经营，有十几个二十个跑了，即便正常情况下也很正常。在正常环境下也是正常，所以这个不会是一个主流。
再何况在中国这种，我们号称是和谐社会环境下，如果这种跑路成为主流，那么等于对咱们政府失去信心了。说明对制度进行恶意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