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企业在全球高科技产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过去十多年间的那个比欧美企业廉价的小商品生产商和软件制造者的角色。
如今，包括苹果电脑、谷歌公司、亚马逊、微软公司和Facebook Inc。在内的美国企业正在推动个人电脑向移动方向发展。
不过，亚洲企业却站在了电子设备及其芯片、显示屏等许多重要零部件的创新、设计和制造的最前沿。以往素有全球工厂之誉、只会组装零件的中国企业，如今开始在电信网络设备等市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在日本、印度等国家，这些设备上所使用的软件、娱乐内容和信息——包括搜索引擎、网上购物和媒体节目等——也都来自当地企业，而非欧美公司。比如说，在韩国，NHN Corp。的搜索引擎Naver占据所有网络搜索工具市场份额的六成以上。
亚洲科技发展现状的改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亚洲教育水平提高以及科技企业成本降低的推动。
在亚洲企业还在生产简单的计算器的时代，开设一间工厂的成本、聘请塑胶成型专家和电路专家、以及安排物流等等，每一步都是门槛。而如今，只要有电脑和互联网就能开创一家新企业。
过去五年左右，在转变悄然发生的同时，许多亚洲科技企业仅仅是通过效仿他们在西方所见，便能大发其财。
在韩国，一位25岁的韩裔美国人Daniel Shin同四位程序员一道创建了一个名为Ticket Monster Co。的团购网站，该公司仅用一年多，月收入就达到2500多万美元，相当于年收入3亿多美元。今年8月份，美国Living Social Inc。公司收购了这个网站。
雅虎公司亚太区高级副总裁邹开莲(Rose Tsou)在论坛上表示，亚洲科技企业所取得的进展大多是通过微型创新、也就是说对既有模式进行改良而获得，这是因为，身处迅速发展市场中的企业，无需像身处不那么迅猛发展市场的企业一样冒太多风险。
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认为，亚洲国家和亚洲企业在引领科技和媒体行业的基本创新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仍有人不以为然。
最近一场商务晚宴上，有关中国知识产权盗窃问题的讨论正有猛料要曝出来时，美国某科技大公司的一位高管向前探出身子自信地说，“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多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打算让自己的产品创新速度超过中国人抄袭旧产品能够达到的速度。”
这是美国公司常说的一个解决办法：美国在创新方面将会超过中国，因为美国最擅长创新，而中国官僚式的、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掌握不了创新。
但经济史学家弗格森说，问题是历史并不证明这个论点。弗格森在哈佛商学院任教，刚出版了新书《文明：西方与非西方》(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弗格森说，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已经吸收了西方借以取得成功的很多东西，现在常常是做得更好。
他说，我已经不再相信中国人存在某种文化缺陷、所以没有创新能力；他们的孩子将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这种“原材料”终将推动创新。
陶氏化学公司首席执行长利伟诚(Andrew Liveris)好几年来都鼓吹这个观点。他认为工程与制造能力正在从西方向亚洲转移。最近他在沃顿商学院对一群人说，创新已经跟随制造来到中国。
他说，一段时间过后，当企业决定在哪里设立研发设施时，在生产地做产品支持、升级和下一代设计等工作将越来越合理；这是陶氏化学有500名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工作、薪酬不菲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们产生的人均专利数量已经超出我们的其他分支机构。
如果要从统计资料来看这种增长的话，请看世界经济论坛最新的年度竞争力指数。这个指数根据一系列经济指标对各个国家排名。连续三年时间都出现了美国名次下降、中国名次上升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仍然排名世界第五，中国排名26，远远落后。但这个差距也在慢慢收缩。
利伟诚认为，美国企业的创新和制造正在接近一个转折点。而弗格森说，转折点早就过去了。
弗格森在新书里面列出了六种让西方在过去500年取得政治经济主导地位的品质或制度，分别是：西方诸多国家之间的竞争，产权与法治，消费社会，职业道德，科学革命，以及医学进步。亚洲竞争对手因为种种原因实力薄弱，也是西方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之一。
他写道，在过去几十年里，亚洲的对手已经学会了这六种品质(只有中国在法治方面还需健全)。它们正在追赶西方，某些技能已经超过西方，比如数学。他认为，美国因为官僚作风、好讼和过度监管变得臃肿起来，已经不是整个世界的最佳经商地点。
他写道，中国的研发支出已在过去10年扩大到原来的六倍，科学家数量翻了不止一番，科技论文年产量目前仅次于美国。
一些学者和商界人士会不同意弗格森，以及利伟诚在这个事情的看法。贝森曾在《哈佛商业评论》撰文说，专利产量很难用来衡量创新，因为中国在政府优惠措施的刺激下申请了很多没用的专利。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塞加尔(Adam Segal)说，美国企业和科学文化的互动，仍是美国创新的一个重大优势。但他也承认，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起着转移这些技术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