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势必带来巨大成本。欧债危机的核心在于财政失衡的国家缺乏货币发行权,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局,购买欧盟某国国债存在着不能偿还的风险。除非欧洲中央银行同意大幅度货币贬值,并在各个国家分配货币储备额度,并保证分到较少额度的国家能够保证财政支付的可持续性,但这同样意味着购买以欧元计价的欧洲某国债券有贬值风险。
张宇从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的角度分析认为,欧债危机的危机国主权债务在中国资产中所占比重不高,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明显。只要欧债危机不蔓延成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援助欧盟的动机并不强烈。
“合适的援助时机应在欧洲找到有保证的解决方案之后,但这个时机还远未看到。”曹建海说。
张宇也认为,只有在欧盟做出实质性的改革(如改变危机国财政体制)、消除不良债务产生根源的前提下,中国才会考虑以直接贷款的方式实施援助,在目前情况下,援助还应以欧盟和IMF为核心。
中国应做有条件的援助者
欧洲债务危机四伏,中国是把巨额的外汇储备投向欧洲还是用于国内社会公共服务的各个领域,提高国民福利?
“援助欧洲利己利欧。”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副所长江时学说,“关键是援欧方式。一是我国把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用来帮助欧洲彻底摆脱债务危机,恢复经济增长,我们没有能力这么做,也没有必要;二是我国适当帮助欧洲,不让危机进一步恶化,但不是彻底帮欧洲走出危机,我国应当选择这样的方式。”
曹建海也认为,中国做旁观者和有条件的援助者比较合适。中国有3种可能的援欧方式:购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债券、向欧盟进一步开放市场、到欧洲投资。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援助方式,中国首先要保证投资安全。
“中国可以考虑通过加大对欧直接投资、增加从欧盟地区进口产品的方式间接援助欧洲。”张宇解释,这种方式不仅可以防范债务风险,同时也能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失衡压力。
曹建海提出,中国可以适量购买欧洲国家的优质国债,但不适合购买国外国有企业资产,因为国外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是私营企业不愿意做的业务。中国援欧面临两大风险:债务国不能偿还债务、欧元大幅贬值。因此,谨小慎微、少量介入才是中国援欧的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