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继续发酵。希腊“公投风波”刚刚收场，意大利国债收益率又突破7％，法国遭遇标普降级“乌龙”，欧元区国家开始连锁跳入危机漩涡。在希腊和意大利，学者型技术官员上台担任新总理，以解决各自所面临的政府债务危机，以及一系列棘手的国内外政治经济难题。
关于欧债危机的深层原因和解决之道，近来部分国际国内学者展开热烈讨论，他们主张立即行动，从深层次上解决问题。
欧债危机谁之过
“欧元区机制虽然有些问题，但也给各成员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加入欧元区之后，似乎原来那些弱国的风险也降低和消失了。这一点金融市场也有责任，他们把那些国家当作德国，借钱给他们，而事实上那些国家不是德国。”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近日在一个讲座上表示，在“欧猪五国”，高负债率已持续一二十年，并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金融市场对欧债危机也难辞其咎。她认为，欧元区坚持前行的成本小于就此崩溃。
“国内对欧元区多持悲观态度，是因为关注英美的说法过多，而法德媒体对本地区的社会历史，则有着更深入的观察。”汪涛表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李一衡在近日召开的2011财新峰会上也认为，欧债危机反映了定价不当、流动性过多、借债成本控制的问题。在各国加入欧元区之前，因为财政状况不一，国债收益率差别很大，加入欧元区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融合，现在市场对各国国债风险的定价又进行了调整。
标准普尔董事总经理约翰·钱伯斯在2011财新峰会上表示，从1999年到2008年，欧盟成员国的国债息差逐渐趋同，但生产力并没有出现类似的趋同。他认为，市场对标普对欧元区评级的变动没有引起重视，包括2004年下调希腊和意大利评级，以及2005年下调葡萄牙评级。
“市场并不同意我们对欧元区的负面评级活动，并继续以和德国几乎持平的成本向上述主权政府来提供融资。”钱伯斯说，除了希腊和意大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债务中，大部分是私有部门的投资和消费，所以，虽然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收缩，减少了税收，并最终影响了政府债务融资成本，但欧债危机失衡的根源不是扩张性财政驱动。
钱伯斯分析道，外部融资要求高的国家比要求低的国家受债务危机损害更大。尽管欧盟消除了区域内的外汇风险，但无法消除其他国际收支风险，尤其不能消除外部融资成本大幅度上升的风险。
钱伯斯说，当依靠外部融资支持的投资回报低于预期的时候，主权风险加剧了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当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太高时，主权风险就会成为评估银行偿付能力的重要因素。金融业和政府债务之间会形成恶性循环，而欧盟货币主权与财政主权的不统一，加剧了这个循环。
累累欧债怎么还
“让国家的财务状况更为扎实当然可行，虽然有可能是痛苦的。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呼吸空间，使得财政强劲而可信，这样才能重建市场信心。”李一衡说，欧债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分为原则和技术细节两方面，削减开支是必须的，也有多种办法，但还要考虑负担的公平合理，因此，IMF可能会提供一些优惠贷款。
“债务问题怎么解决？一定要有长期发展战略才能解决，但应该建立在合适的经济发展目标设计的基础之上。”波兰前副总理、华沙大学经济学教授格泽高滋·科勒德克在财新峰会上重提上世纪90年代波兰的还债经验。1994年9月，一份66亿美元购买波兰政府债券的协议，最终拯救了波兰的银行。
科勒德克认为，某些国债绩效非常差的国家希望通过改变利率汇率等办法来解决问题，“是非常短视的想法”。
还债资金从哪里来？科勒德克认为，不可能让中国用其辛苦积攒来的顺差解决欧债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从现在开始，就不能超越目前的供应和物资基础来过度消费和生活。“他们需要用提高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科勒德克表示，目前一些国家临近大选，所以不太可能从长远考虑调控宏观经济，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要做出承诺监管金融市场，慢慢积累财务基础，并尽量减少对创业者的伤害。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在2011财新峰会上说，我们必须尽快果断解决欧债问题，包括市场和市场心理问题，因为“如果你抓住了时机采取措施，就可以改变市场
的行为，如果你错过了，市场就会产生恐慌，然后进入恶性循环。”
陈家强说，过去一年中，市场发现欧元区无法解决其政治体制中的结构问题，从而无力应对危机。而现在，相关国家政府的救助能力和方式都备受质疑，使市场产生了信心危机。
陈家强认为，不再可能像去年说的那样，解决了流动性、拨备、收购债务等就能解决问题，因为市场已经失去了耐心。
“欧盟的结构性问题并不会产生一个‘一刀切’的解决办法，各国要想自己的办法。”他说，债务危机国家退出欧盟不是好的解决方案，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为了顺利过渡货币减少阵痛，就要尽早着手，从不同层面解决结构性问题，让市场了解银行有拨备来解决短期影响，但动作要快，否则很多国家的融资都会成为问题，一旦系列危机扩散到全球，解决危机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高。
钱伯斯则认为，欧元区可以用更统一的财政安排加大跨境财政转移，减轻私人家庭和企业对GDP的影响；也可加强薪酬灵活化和工人的流动性，以恢复竞争力。有盈余的国家，则要提高非贸易部门的生产力，而财政赤字国则要推动出口增长。
据钱伯斯介绍，在那些已经进行调整的经济体里，名义薪酬已经大幅下降，比如爱尔兰的单位劳动成本自2008年以来下降了15％。“加强生产和消费的一致性，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增长，从而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改善政府的债务状况。”钱伯斯说。
而美国政府和家庭的负债率仍然较高，前者占GDP达72％，至2015年将升至80％，后者则占了28％。因此，标普在今年8月将美国政府评级下调至AA+。但美国大型企业现金流强劲，能实现内部融资支持。“我们相信，如果美国能从经济消费导向型转向非居民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美国经济可能会得到改善。”钱伯斯说。
“我们预计主权政府会偿还债务，但并不是说全球经济状况不会在一段时间内恶化或者受压抑。这一风险凸显了全球推动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钱伯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