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华尔街”运动矛头直接对准金融机构的“贪婪”和分配不公的社会制度，以及由于金融海啸引发的失业等民生问题。用一位美国评论家的话说，如今的美国人已变成了“愤怒的葡萄”，唯一能平息他们心中怨恨的只有时代的变革。
或许是出于职业的敏感，我更关注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背后所反映出的对现代金融学理论变革的诉求，以及那种对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的学术理论的空前不满。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能平息怨恨的，恐怕不是一两项安民政策，而应是一场彻底的经济学、金融学的学术革命。
就在几天前，一则新闻报道的画面更是引起了我的深入思考，画面中，一位抗议人士手中的标语赫然写着：“Stop trading our future（停止交易我们的未来）。”在过去，我一定会笑话抗议者的“无知”了，因为华尔街的机构们所从事的就是金融学的使命——完成未来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不交易未来（其实更确切的说法是，通过资产当前的交易完成未来资源的配置），要金融机构干什么呢？但现在我无法这样看待这些抗议者了。因为，冷静地看待金融业的历史，那些似乎被华尔街金融机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确存在着种种弊端，乃至错误。
在今天看来，有两件事情本应很值得我们的警惕，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个是1987年的美国股灾，暴跌的原因至今也没有人给出可靠解释，然而此后的市场却发生了一个也许在未来才可以被严格证明是“非常严重”的变化，这就是“波动率微笑”的现象。专业些讲，就是一直被认为在相同时期内同一只股票恒定不变的股票期权所隐含的波动率，竟然是一个关于执行价格的函数（比如卖权隐含波动率随执行价格的下降而上涨）。严格地说这已经打破了布莱克、舒尔茨和莫顿所建立的期权定价理论的基础，而奇怪的是，即便出现了“波动率微笑”现象以后，股票期权交易的报价体系依然是依据布莱克、舒尔茨、莫顿体系来进行的。这就好比说，我们假设一把尺子的单位长度不变，然后用其衡量事物，并以此作为交易基础，然而交易的结果却使我们发现这把尺子在丈量不同事物时，单位长度不一样！你说我们是该相信尺子呢，还是市场交易结果？
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人能确切地告诉世人究竟在哪里出了什么问题。我一直担心，或许是期权定价理论出问题了。若真如此，麻烦绝不仅仅是期权定价理论被推翻，而极有可能影响整个金融学体系，因为金融学方法论中最基本的前提——无套利均衡和风险中性假设——都是在期权定价理论体系建立过程中确立下来的。如果期权定价理论有了毛病，以现代金融学理论为基本支撑和交易范式的华尔街金融机构真的有可能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症结”了。
另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事件，当然就是离我们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了。危机爆发前，有一个几乎颠扑不破的理论一直在影响着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这就是资产组合理论。人们更愿意相信多元化投资对降低风险是有奇效的，正如那句古老的谚语所说，不要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然而，金融危机却向我们发出了另一个疑问：把鸡蛋放进不同的篮子就安全了吗？华尔街乃至全美国接连倒闭的金融机构似乎都在向我们揭示这样一个结论：多样化投资绝非灵丹妙药！于是我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资产组合理论所倡导的多样化投资时代已经过时，金融业正进入对冲时代。
然而，对冲的世界就完美无缺了吗？对冲离不开衍生品，衍生品在理性投资者手中是对冲工具，而在投机者手中则是可以将风险无限放大的杠杆。远的不说， 2008年至2009年间的国际原油价格剧烈波动就足以说明问题。从事后看，不到两年时间内原油价格波动幅度近百美元，除了人为炒作，实在找不出其他任何可信且科学的解释。在这场风波中，只有那些既有实力又有头脑的金融机构能通过现货对冲躲过期货头寸亏损，其他参与者无不变成殉葬人。别人就不讲了，中国那几家航空公司的巨亏不就是从这次事件中来的吗？
这还仅是那些华尔街投机家门日常把戏中的一个小节目，就连美国次贷危机也是衍生品杠杆效应的杰作，尽管我们没有理由据此否定衍生品的价值，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何让衍生品被合理地使用确实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人认为必须加强监管，我不能说不对，但监管总有事后诸葛的意味，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还应在市场机制上去下工夫。而对此，现有的研究成果的确乏善可陈。
正如每次经济危机都必然催生新的理论一样，2008年金融危机也应催生新的金融理论。但迄今这样的新理论仍无影无踪，对于很多学界人士甚至对此都已太过麻木。其实，早在1997年东南亚暴发金融危机时，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种种弊端就已显露无遗，但直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时，学者们（至少大多数国内学者如此）还在用陈旧的经济学理论解析缘由，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之悲哀。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