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应当反思一下，科研开发除了对个人评职称和为本单位排名次起加分作用外，能否对整个社会进步真正产生较大的影响？”日前，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李国杰院士在深圳举行的“2011中国计算机大会”上，痛批低效研究开发，对于大量无用甚至无效的研究，他认为是群体性“糊涂”。
据介绍，我国科研投入不断上升，从2000年的不到900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7062.6亿元。全国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经费每年增长都在20%以上。2009年，全国参与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人员(中级以上职称和博士学位获得者)达到318.4万人，已是世界上这一领域人力资源投入最多的国家。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各项排名也在不断向前，但李国杰认为，我国大学与科研单位的研发效果不佳，许多所谓的科研工作既不产生新的知识，对企业也没有帮助。
李国杰认为，从表面来看，我国计算机领域产业规模扩大，研究人员不断增加，但是绝大多数研发人员在做模仿跟踪开发工作。
让李国杰院士感到安慰的是，以华为公司等为代表的一些企业已经认识到上述问题，现在已经与外国大公司并驾齐驱，没有可跟踪的对象，只有自己开展前瞻研究才能占领制高点。
对于引领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前瞻性研究，李国杰院士有许多思考。他认为，开展前瞻性研究不但需要技术积累，还需要胆识与气魄。可是他“恨铁不成钢”：“我国当代科技人员的胆识与气魄已不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技人员，普遍有“缺钙”的毛病。老一代科研人员敢于造原子弹、氢弹，可是现在一些年轻科研工作者‘骨头软’，只满足于做小事。”
李国杰解释了什么是“小事”：“近十年来，由于科技评价制度强调‘数字化’考评，导致科研人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习惯于对技术细节的改进而缺乏判断宏观市场和洞察未来的眼力。”
李国杰介绍，国际上对开展共性技术前瞻研究的政策各不相同。美国比较强调企业间的竞争。1987年，美国开始先进电视(ATV)研究工作。最早有几十家公司参与，最终美国通用仪器公司开发出数字电视，成为新的标准，迫使日本和欧洲放弃过去的模拟制式。
日本和欧洲非常鼓励竞争前技术的合作，由政府出面组织联合技术攻关。欧洲开发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时，从众多移动通信公司的技术方案中迅速统一，成功形成GSM全球通标准。
李国杰提出，我国的前瞻性研究要强调联合起来“做大事”。如果按照目前计算机领域研发状况发展下去，李国杰担心“可能一件大事也做不成”。本报记者 李新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