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碳排放峰值的出现还取决于四方面不确定因素：未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结构；人口总量及城市化率；技术创新以及能源结构。
他举例说，据测算，即使中国兑现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5%，如果未来十年GDP增长速度从8%提高至9%，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将增长9亿吨。
国际能源机构在28日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11》中预测，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和“历史碳排放量”到2015年均会超过欧洲，并接近美国的水平。在德班气候峰会上，欧盟等频频引用该报告数据，要求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承担更多责任。
对此，徐华清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是必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即便是超过美国的一倍也很正常。但中国的人均排放远低于美国，大概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未来数年欧盟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可能会超过欧盟。
“但‘历史碳排放量’的‘赶超’绝对不可能。”他强调，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大幅度减排。
徐华清表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已经在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十一五”期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累计下降19.1%，实现节能6.3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14.6亿吨以上。
这位专家强调，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等艰巨任务。总体而言，中国面临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越来越大，“也有可能在2020年以后，中国要承担限排的义务”。(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