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改革总体上包括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和金融企业的改革。金融企业的改革包括许多，我想重点回顾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1984年以前，中国是人民银行一统天下。此后中国的银行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至1994年的国家专业银行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至2004年，随着政策性银行成立和《商业银行法》颁布，国家专业银行变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第三个阶段，是从2004年开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开始改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在第二、三阶段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向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转变的改革中，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从1998年到2000年，主要是解决历史包袱。其中有两项比较重大的举动，一项是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四家银行的资本金。按当时向人大常委会的报告，补充后资本充足率能达到8%。实际上仅达到了4％。此事我曾让人专门做过核实，发现原来向上报告时采用的是1996年的数据。1997年一个整年都在论证、审批，到1998年3月份全国人大通过，1998年10月份操作完毕，差不多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而在1996 和1997这两年，四家银行经过清理，不良贷款大量增加。所以按96年的数字向上报告说资本充足率达到8％，而且这个“8”也是中国自己的“8”，不是巴塞尔协议的“8”，更不是“巴Ⅱ8”。而按操作结束后的实际情况才是“4”，而且是中国的“4”。但不管怎么说，发行2700亿国债补充四家银行资本金，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再一项工作 ，就是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3939亿不良贷款，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降低了大约10个百分点。对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应该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对降低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剥离过程中伴随着一个“债转股”，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什么叫“债转股”？就是将国有商业银行对企业的债权，通过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变为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债转股”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资产公司也有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比如都剥离完了，但《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还没有出台，生了孩子还没有结婚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第二个过程就是进行方案论证。方案论证实际从2000年开始，2001年为了筹备2002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有个专题就是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问题。会议结束后再进行论证，论来论去论不下去，因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领导的拍板决策上，不在具体技术上。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要由财政担保发债继续冲销剩余不良贷款，要让四家银行齐步走平行推进改革，不能漏掉一个，怕漏掉的银行发生挤兑风险。当时就是在这个既定的指导思想下开展具体的技术性工作。后来走不通，2003年又调整为中、建两行先行起步。这就进入第三个过程——股份制改造。这里回忆一下剥离13939亿后为什么不良资产又增加到2万亿的问题。1999年剥离前，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账面数额为2万亿元，剥离1.4万亿元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不良贷款余额应该变成6000亿元。但是，到2003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仍是2万亿元。这里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1999年剥离的不良贷款中有1000多亿是表内利息，不是不良贷款。第二，为了“债转股”的需要剥离了2000亿元的正常贷款。第三，国家开发银行也剥离了1000亿元不良贷款。所以，对四家国有银行而言，1999年实际上只剥离了1万亿元不良贷款，账面还有1万亿元不良贷款而不是6000亿元。那么另外1万亿不良贷款又是如何产生的？这里面又有三笔账：一是贷款风险分类方法由四级分类改为五级分类，使得不良贷款增加了6000亿元；二是1999年以后农发行的一部分附营业务贷款划回给了农行，使农行不良贷款又增加了1000亿元，这是由政策原因造成的；三是2000年人民银行组织开展贷款真实性大检查，发现不良贷款账面数额比实际情况少4000亿元。这三笔合计为1.1万亿。同时，经过各家国有银行的努力，不良贷款又收回了1000亿元。这样里外里就是1万亿元，加上原来账面的1万亿元，到2003年，四家银行不良贷款总额还是2万亿元。第三个过程又分为三步：第一步是注资，由于当时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了，就想出拿出几百亿美元进行注资。第二步就是完善法人治理。第三步就是上市，现在都已实现上市。
金融改革本身就是创新，大体属于金融体制的创新，并带动管理、业务、产品等的创新。关于金融创新，我讲八个观点。
1、人类金融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从一张羊皮换两把斧头到今天这样的规模，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火车头。
2、金融创新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大体包括广义与狭义两部分。广义的金融创新大体包括金融理论创新、金融体制创新、金融管理创新、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业务创新、金融产品创新等等；狭义的金融创新主要是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
3、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是金融业务创新的重点。简单地说中间业务就是介于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之间的业务，也可叫收费业务。资产业务、负债业务都有一个不断创新问题，但重点应是中间业务。国际先进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已达50％左右，我国平均数为15－20％。当前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重点应当是财务顾问、电子银行、债券承销、基金代销、银保银信、理财等等。
4、金融创新与风险永远是一对双胞胎。只要有金融创新，必有金融风险。我们不能因存在金融风险而因噎废食，我们也不能只顾创新而忽视风险。许多时候就单个金融企业讲创新是对的，但有时往往无数正确导致整体错误，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合成谬误”，我们必须从全局认识这个问题。
5、金融创新的两个关键词是“方向”和“度”。就世界讲，华尔街创新过度，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创新不足；就中国讲，城市金融存在创新过度（比如理财产品），农村金融创新不足。
6、金融创新走多远，金融监管就应走多远。创新第一性，监管第二性。创新提出了监管的要求，不断的创新不断地提出监管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只能被动跟从创新。一方面创新走到哪儿，监管就要走到哪儿；创新达到什么程度，监管就要达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在取得经验并形成普遍性原则后，监管应当超前，对创新起到指导、引领作用，也就是我曾经引用过的穆勒的话“你挥舞拳头的自由到我的鼻子为界”，创新的自由到监管的容忍度为界。
7、金融创新是一个“正反和”式的波浪式运动，要走一步看一步，跑一段歇一会儿。当前世界在金融创新上要由过度创新向适度创新回归，特别要由超常规发展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向适度创新和适度向原生产品回归。
8、最后，应当说人类对金融创新的认识总体上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有一个故事，讲在火鸡王国里，一位“火鸡科学家”发现每天上午11时都有人给它们喂食。经过一年的实验观察，这位“火鸡科学家”终于在感恩节的早晨向它的同伙宣布了“食物定时降临规律”。但这天上午11时，这群火鸡不但没有食物降临，而且统统被杀掉。我将其称为“火鸡悲剧定律”。希望我们在金融创新上不要犯“火鸡悲剧定律”的错误，方向错了止步就是进步。
（作者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信贷管理司司长、货币金银局局长、银行监管一司司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