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萎靡不振的谈判在今日终于迎来了第一个高峰。
就在今日，在中国暗示减排立场变化，愿接受强制指标的消息搅动德班会议谈判现场之后，各国谈判代表们将今日发布的最终版谈判文本，交于部长级会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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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班大会上仍未得到解决。
与之相反的是，在没有解决双轨制的情况下，一个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条约”成为发达国家强推的热门话题。
在今年巴拿马非正式会议上，澳大利亚和挪威政府代表团共同提交的建议书中，首次正式提出对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和长期合作行动中的减排目标进行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同时对主要经济体的国家也要做出有强制性的减排承诺。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认为，这个提议触发了在德班会议上讨论是否有一强制性的程序需要，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启动一个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条约。
在此情况下，许多国家对2015年前制定一个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力的公约，指导2020年以后(或2018年以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产生了分歧。杨富强表示，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和几个发展中国家要求新的、全球和全面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减排框架)：这个减排框架包括所有主要经济体，并希望在德班会议上得到授权，启动新条约的谈判程序。
这种提议自然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杨富强表示，主要的分歧表现在于，发达国家希望用一个新的条约来取代京都议定书，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小岛屿国家联盟和贫穷发展中国家联盟)都希望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上做出承诺。
欧盟在第一周为了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达成妥协，试图为《京都议定书》撰写一份修正案，将2013年的减排目标先固定下来。
当然作为让步，欧盟提出了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需要在2020年参与上述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的谈判。美国对此表示，除非“主要经济体”同发达国家接受相似的减排承诺，否则将不会参与上述新条约的谈判。
问题在于，目前对于“主要经济体”本身没有达成共识的定义，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中存在大量新兴经济体国家，然而如果按照人均GDP计算，上述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人均收入仍然在低水平之列，例如中印等国。
随着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主管气候与节能的副主任解振华在本周的到场，在上述问题的立场上，中国的表态变得更为直接也更易于为外国媒体所理解。
解振华表示，在5个条件的前提下，中国对于有法律约束力的2020年后新全球气候变化条约是持开放态度的。
重估形势的美国谈判代表
回顾布什政府时期的巴厘岛气候谈判，如果美国没能准备好来进行谈判，那么他们将很可能被孤立起来。
然而三年后，美国在授权未来谈判和气候基金这两件事上的立场，依然极大地阻碍着德班谈判的推进。
例如，在授权问题上，美国设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必须达到条件，美国才能支持有关建立一个长期而全面的气候制度的授权。
条件包括法律对等、一个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付出一样多的过程、无条件地要求主要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和技术支持上做出承诺。
执意坚持在授权中加入这些前提条件是在发出一个信号：美国不支持这样的授权。这样将会失去机会。
换而言之，如果中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意签署这样一个谈判有法律约束力承诺的授权，这对美国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起创造一个公平的局面。
然而在解振华的发言后，美国气候变化谈判特使斯特恩(Todd Stern)明显对中方换的谈判策略一时应对不足。
“我还不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斯特恩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明天我和他会谈之后我在告诉你；如果想让美国同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中国必须愿意和美国一起接受严格的减排指标，这其中不能有暗门，也别想有漏洞。”
欧盟各国则希望借中国表态之际在最后谈判过程中，对美国的消极态度予以推动。
南非国际关系部长恩科阿纳-马沙巴内(Maite Nkoana-Mashaban)表示，“中国已经把牌摆在了桌子上，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也该对此做出反应和行动了。”
不过，吴昌华认为，中国不会在2015年之前考虑签署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协议，正是在2015年，IPCC的下一次报告才会出台，而上述全球协议最早直到2020年才会生效。
“中方的表态没有什么太多新意，只是有些人现在才明白其中含义罢了。”吴昌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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