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交易所清理整顿的工作非常必要。”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继鹏教授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一方面，很多商品期货交易所发展较快，但在监管分工上并不明确，这方面投机性大，风险性大，社会影响性大。另一方面，像天津文交所这样的交易所，实际上是打着金融创新的名义，把一个不能分割、份额化、交易化、证券化的品种集中竞价，进行交易，甚至设立了交易所。天交所这些交易品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证券的范围，但目前在这方面管理都是盲点，因此也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执行　力度空前　效果仍待观察

　　各地筹建交易所的风气自2003年始，经过2009年的迅速扩张和近两年的“大跃进”式发展，已经基本形成了全面铺开的态势。据生意社的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10月份，全国各地各类交易所总数已经超过了300家。

　　然而，由于缺乏规范管理，一些交易场所在运行中离设立初衷渐行渐远，暴露出诸如随意制订或修改交易规则，收取高额手续费，操纵市场等问题，已经蕴含较大的金融和社会风险。“各类交易所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合理性的，但一部分交易所宣扬的目的和定位与现实效果的错位，成为暴利工具。”生意社总编刘心田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此次整顿是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如果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和适应，这部分交易所纠正过来，再加以引导，那么将有利于行业步入良性的轨道。

　　“我们还是抱着比较乐观的心态。”上海一家电子交易中心的负责人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交易所”这个行业其实也在发生变化，很多曾经把投机作为主业的交易所也在逐渐规范完善，朝着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向转型。

　　然而，由于相关细则未出，业内对于《决定》最终将以怎样的形式实施，整顿效果如何还存有不同意见。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国务院发文清理整顿，力度空前，但政策效果还要拭目以待。

　　“首先，无论证监会，商务部还是各级地方政府，是否都已经对这个市场彻底摸底？”胡俞越表示，现在“交易所”不再仅仅是大宗商品电子盘的名称，而是包括权益类、文化艺术类，甚至地下炒汇炒金，数量之庞大，涉及品种及范畴远远超出原有范围，甚至更猖狂风险更大，有些还涉及违法。

　　此外，胡俞越认为，具体清理中，标准和界定问题也不容易确定：“政策执行中，是一刀切还是切一刀？一刀切的话怎么切，切一刀是切在什么地方，最后切完了，还要考虑如何发展合理合法的投资途径，满足投资需求……都是后续要解决的问题。”

　　阻力　地方利益恐成整顿“拦路虎”

　　事实上，《决定》已经不是监管层挥向“交易所”的第一根大棒。

　　早在2009年，国家工商总局的“232号文”就要求“全国禁止新设立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市场”，此后不久，在2010年初由商务部、银监会和证监会等六部委又联合下发了《中远期交易市场整顿规范工作指导意见》，尽管如此“交易所”仍以野火燎原之势扫过全国。

　　胡俞越认为，流动性过剩和市场内在需求固然是各地交易所屡禁不止的一个因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

　　地方政府热衷于建设市场，因为交易所的设立可以形成聚集效应，不仅能吸引巨大的资金流，而且如果交易所做大，对相关的仓储、物流等行业都有益。更甚者，在很多交易所中，地方政府很可能是以国有投资公司的形式成为交易所股东。“交易所台子已经搭起来了，人力物力财力已经投放了，地方大员已经去剪彩了。这件事包含了太多地方利益在里面，现在国务院发文要整顿它，肯定要遇到地方政府的阻力。”胡俞越说。

　　对此，一位从业多年的行业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各地政府目前对于交易所的态度，各地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动的早收的早”，比如上海，山东的交易所批建都已经收紧，甚至已经清理了一批交易所。

　　其次是以天津和宁波为代表的第二类城市，“交易所”热潮则正处在上升期，“现在天津就有交易所几十家之多，而山东这么大市场却已经寥寥可数。”第三类则以内蒙、湖南、云南等地为代表，“交易所”刚刚开始发展，比较混沌，正在摸索。

　　这位行业人士认为，整顿交易所乱象，地方政府有难度有阻力是肯定的，但是力度会有不同：对于第一类地区，稍加监管规范就问题不大，第三类因为刚开始发展，一切都没成型，也还容易。唯有第二类最为困难，因为处在火热期。“这和城市的定位有关系，以天津为例，定位在北方的经济中心，如果没有这些市场，那么大宗商品集散的功能缺失了，所以阻力肯定会较其他地区更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