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亩土地，近8亿元成交(昆明日报);昆明的土地价格比周边(省会)城市都低，但是房价不低，为什么?原因是钱到了老板的包里。 这是巨大的贪污腐败!为什么?因为部分官员当了老板的保护神。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下一步会对这些官员进行查处(新华网);2011年3月16日，昆明今年以来面积最大、总价最高的27块需整体竞买地块，被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10分钟内，以挂牌起价64.87亿元独家竞拍囊获。(浙江在线)
时间的跨越，仅在咫尺之间。时间跨越，又在悄无声息中，演义出许多令人费解的故事。关于新螺蛳湾国际商城最大的受益者刘卫高——云南中豪置业有了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昆明市市委书记仇和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以及中豪置业与官渡绿化之间的纠葛，不仅仅是停留在官渡绿化的“掌门人”戴志云家210多亩，40万株的苗木被毁，面更深层次的话题，似乎永远在时间的跨越中，留给人们许意想不到的猜测。
你是谁，我是谁?“大狗日小狗，大狗是谁，小狗又是谁?”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朱晓阳教授在自己的文章“中豪集团的黑幕”中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抑或在一个特殊的背景里意有所指。
民众“枪毙”四“特”书记的理由是啥
去年二月十日上午，因为“城中村“改造，在昆明市政府对面出现的“枪毙仇和!”的横幅，虽说挂出后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消灭”了。但是，被拆迁户要“枪毙仇和”的理由很多。
早前，时评人李英就说，近年来，昆明的违法和暴力拆迁，规模之大，手段之酷，后果之严重，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治理方式又“返祖”回到古代。如今，如果没有中央即将出台的新拆迁条例，让人们看到希望，那么，昆明完全有可能从暴力和违法施政的治理危机，转变成社会和政治危机。历史和现实说明：“顺民”和“暴民”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两者角色的转换，仅仅在瞬间就能完成。同时，经济改革，实际上和政治、社会、文化改革本来就是一体，不可分割，所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讲话中特别提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报告文学《仇和十年》的作者，曾这样问仇和：您在宿迁那些年，采取了一种“压缩饼干”式的、独特的发展道路，这引发了太多的争论。您身上可以说是集两种极端舆论于一身，有人将您视作爱民如子的“青天”，甚至喊出了“求天求地不如仇和”的口号，也有人说你是增加农民负担的“酷吏”、大搞形象工程的“导演”;有人说你是实现经济谷底隆起的高手，抓工作注重落实的楷模，也有人将你看作是胡干蛮闹的“另类”，甚至把你的一些做法当作饭桌上助兴的笑料，广为传播。请问：您自己认为在宿迁10年的施政，究竟是一种理性探索，还是一种蛮干胡闹?
对此，仇和只是回答了四个“特”。特殊的市情、特殊的区位、特殊的地位、特定的发展阶段。虽然石川没有在仇和的四个“特”，瞧出新意，但文章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石川的注意：“孩子们有名字吗?”2009年1月19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来到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抱起一个孩子深情地亲了一下她的小脸蛋。工作人员回答说：“都有的，这个孩子名字叫呈香荷，因为她是呈贡送来的，是个女孩，所以取了这个名字。”
如果只读《仇和十年》中的某些细节：无疑，他在关心下一代，爱护下一代。但是随着时间的失衡，却有网民在说这样一件事：“我给你讲岷山一个地块拆迁的事。这个地块的人因为有些问题，就一起去人大静坐请愿。人大通知昆明处理好这件事，并把人安抚领回去。昆明市领导怎么领人的呢?派了‘防暴队’，把这些请愿的人用大车拉到郊区一家酒店里住下来，好吃好喝的款待他们，不准他们出门。另外，在岷山的拆迁地块那里，调齐了拆房机械，把百姓的行李用具，全都搬到工厂的一个大车间里堆起来，把这里的房子全都推平了。到了这时，才把那些请愿的人放出来。这些人一回到‘家’：‘家’没了!哭天骂地也没有办法!回来，娃娃上学的书包都找不到!”
孩子哭了，搁平时，人们会说，去抱给他娘。但是“家”没了，全家人的生计全没了，一家人大眼瞪小眼，一起都在哭眼抹泪，如何是好?民众就齐发地寻找“病根”，最终发现，让他们食无定所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的父母官仇和。仇和当官不尽不为民作主，而且还专门祸害人，这成了啥?“人吃人吗?”“利用公权力在压榨人?”一连串的问题，击碎了被拆迁户的梦。于是忍无可忍的民众，再也不能容忍仇和的蛮干与胡闹了。他们走上了街头。他们打出标语横幅要“枪毙仇和”。
罪过与惩罚：北大教授眼中的小村在哪
“谁会象我这样，十数年如一日地去关注一个普通村落的变迁。你会吗?”出版过《象征与暗流》、《罪过与惩罚》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朱晓阳在接受美女记者温星采访时，特别的亢奋。温星说：朱教授所提到的村落，是家乡云南滇池畔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而他的新著，则记录了这个村庄达六十多年的历史沿革。小村的历史，折射出了滇池周边乃至整个城市的历史。“在这部著作中，他为着小村的变迁或阵痛、或兴奋、或感慨;如同他在数千里之外的北京，为着家乡的变迁而阵痛、兴奋、感慨。”
照实石川早前并不熟知朱晓阳，如果说与他有些渊源的话，是因为石川曾参与过发生他的故里“被情妇打落马下的副市长”的调查，兴趣间在网路上搜索，时年所发表的网贴《云南个旧市政府副市长童外元很"风流"》，还在网络中存在;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对于昆明强拆事件产生兴趣，朱教授所发表在网路中的文字，石川很是受益。
对于昆明坚持拆掉老的螺蛳湾国际，动用公权力，大兴土木，规划占地12000亩，戴着中豪地产的“四毁(毁地、毁林、毁水、毁村)礼帽”，搞拆迁，导致数以万计的昆明市民、个体工商户，包括官渡绿化的210多亩，40万株珍贵苗被毁，给戴志云公司及昆明市民造成巨大损失，这件事情，让石川在网路中得到消息后，就气愤的不行。
此时石川感觉，不管南方周末如何地说：记录昆明发生的一切，不在于个性官员仇和，也不在于具体的蜚短流长，而在于这里演绎着中国城市化疾进道路上的轨迹和困惑的加强版，谁的城市?什么才是理想的城市?“连昆明天上都没飞过”的仇和，把“仇旋风”从平原宿迁刮到了高原昆明———治滇、种树、造城，“春城”再不平静。但石川得到的信息却是许多的学者、教授及在职或退休官员对他不停地批评。比如曾受到威胁：“不要过问此事，再瞎管闲事，小心灭口!”的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带领12位失地农民代表，不惜动用政府给他配备的专车去“公车上书。”
早前，昆大教授侯明明在接受媒体在访时说，“这其实是(仇和)的错误之举，新区与主城区迟早会连接成片，而滇池已不堪重负，无法承载更大的环境容量，昆明应量水发展。不少人开始担心这些名目支撑起来的新昆明丢了个性，丢了灵魂”。
对此，曾在云南省委政研室担任过副主任的孙官生也质疑，“我省的一些城市突然患上了‘城市洁癖’的怪病，以‘旅游城市’、‘与国际接轨’为由，把小摊贩撵得鸡飞狗跳，难道一个旅游城市一定是一个没有小商小贩的城市吗?”“难道昆明也要建成又一个北京、上海、深圳，甚至香港吗?”
据说，有百余年历史的聂耳故居在五华区以“落架大修”为由，被夷为平地。包括为迎接蒋介石而建的紫园，还有石屏会馆———李鸿谟故居、故园———潘朔瑞故居、袁嘉谷故居、沈醉故居等都已改建成了高档餐厅。孙官生对此痛心疾首，没有了历史的昆明，该怎么办?
谁 主导了这场一个人的土地竞拍案
仇和2010年10月19日的讲话 “昆明的土地价格比周边(省会)城市都低，但是房价不低，为什么?原因是钱到了老板的包里。这是巨大的贪污腐败!为什么?因为部分官员当了老板的保护神。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下一步会对这些官员进行查处。”还在人们的记忆中漂浮，“2011年3月16日，昆明今年以来面积最大、总价最高的27块需整体竞买地块，被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10分钟内，以挂牌起价64.87亿元独家竞拍囊获”就粉墨登场，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
在网路中搜索昆明、腐败、中豪置业等关键词，比如《谁说仇和不腐败》、《中豪置业8亿元拿地860亩》等历历在目。其中在《中豪置业8亿元拿地860亩》中，时年的云南日如此描写：860亩土地，近8亿元成交。昨天下午，在一场短暂、安静、轻松欢快的拍卖会之后，昆明史上最大宗商业用地——官渡区宏仁片区土地被一家由浙江财团组建的公司拿走。该公司负责人透露，将在明年年底前，在该片区建成一个大型商品批发市场，并在两三年内将其打造成全国除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之外的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城。
按相关规定，拍卖会于昨日15时在昆明市土地交易中心举行。14时30分，交易大厅大门打开，记者注意到，偌大的大厅里只设了一个竞买席。14时45分左右，两名皮肤白皙的中年男子径直走向竞买席，坐定后，两人开始轻声交谈，神情轻松，看不出一丝将参与竞买大宗土地的压力。14时55分左右，看到主持人到场后，一名男子闪身坐到了旁边的观摩席。14点58分，主持人宣布拍卖会提前开始。由于只有一家企业参与投标，且投标价不低于挂牌价，所以宏仁片区总面积859.866亩的7块土地以79967.536万元的价格被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竞得。从主持人宣布交易会开始到公证人员宣读公证内容，再到签字，整个过程只持续了5分钟左右。从进入交易大厅到拍卖会结束，那名唯一的竞买者始终面带笑容，对于记者的提问，他也一直显得十分客气，并主动与记者交换名片。原来，这位谦和的竞买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卫高——浙江芬莉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此间有没有掺杂其它因素，石川暂不评价。倒是在云南的那场拍卖会之后，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的“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官商勾结导演丑剧”。文章称，武汉市调查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工作专班26日通报，余家头小区三期经济适用房摇出“六连号”问题调查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现已查明，这是一起由社会中介人员与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相互勾结，利用经济适用房摇号进行舞弊、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王频等5名涉案人员已抓获到案。武汉市国土房产局副局长朱志强等5名国家工作人员因渎职、失职受到严肃处理。
结束语
虽说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丑闻与云南中豪置业8亿元拿860亩地无关，但是按照某些官场“潜规则”游戏，石川似乎在对比中瞧出了一些端倪。鉴于中豪置业公司的老板与仇和的特殊关系，在此石川不做过多评价。
抑或生活在南京的著名周梅森的长篇巨作《绝对权力》，还在人们的脑海中回荡。市委书记齐全盛是谁?市长赵芬芳是谁?刘重天是谁?为共产党人树立起标杆，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后累死工作岗位上的周善本副市长又是谁?
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也曾断言∶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故而，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中，进一步强化民主监督，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势在必行。(作者梁石川系知名评论人、专栏作者)
附北大教授文章，供参考：
【中豪集团的黑幕】【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的黑历史】
原帖内容：刚才有中豪集团的公关给我消息，希望我删掉原来发在豆瓣上的这篇文章，并声称如果我删除，将给我一笔钱。那么我能怎么做呢?自然是利用图虫牛逼的搜索引擎优化，让这篇文章再广为传播了。
==========================================
鱼肉昆明螺蛳湾——一场权力-资本的欢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朱晓阳
昆明螺蛳湾只是最近才引起全国的注意。随着11月21日那里的上百商户堵路反对搬迁和数千人观看，螺蛳湾成了今年的又一个轰动事件的符号。由于互联网的传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昆明的一家小商品批发市场，知道因为拆迁和易地搬迁，这里发生群体事件。螺蛳湾一案完全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许多关键问题的一个缩影。这个案例正是权力与资本狂欢交媾，刀俎草民的一个典型。这个事件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城市发展的灰暗一面。它将法律在权力-资本这种杂交怪物的贪婪前面完全无所作为的面目暴露无遗。这个事件也暴露出昆明和滇池地区的生态困境的深重。
在这篇小文章中，我要用自己对新/老螺蛳湾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将这个案例做一些解读。我想让读者从了解这个即将出场的新螺蛳湾所占用的土地开始。从土地能看出在这场权力-资本联合起来与老螺蛳湾小商户和土地原所有者——农民之间的博弈中，金钱和利润能将人引入何等的疯狂。
由于新闻的报道，一般读者现在对螺蛳湾事件已经获得一种负面的印象。简言之，这种印象是：地方政府为了帮助新螺蛳湾开发商“把市场做起来”，避免老螺蛳湾构成后来者的竞争，将老螺蛳湾关闭，使那里的商户只有搬迁到新螺蛳湾去经营。当然，政府这么做的时候也有一套关于昆明城市规划、发展和改造的根据，例如说老螺蛳湾缺乏规划、混乱难管、堵塞交通和火灾发生危险等等。对于这些问题该如何理解和处理，几年来已经有过很多就地改造等方案的讨论和议论，本文也不再去纠缠这方面的是非。现在要说的是，读者肯定都不知道这个新螺蛳湾是怎样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直截了当说，这片第一期大约860余亩土地是从附近四、五个村庄以不到17万元一亩征来的。这个补偿价格之低，完全是因为农民心目中有着“为了公共利益”和“为了国家”的信念才可能得到的。同一地方的其他地块，几年前出让作非农用地，价格都在7、80万元，最近更是飙升到百万以上。说实在的，这个地区的农民对于国家或者带着“国家帽子”来的任务有高到不可思议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无根之木，它是过去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对滇池沿岸农民帮助和施恩所获得的回报。这些帮助是如，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使耕者有其田; 50-60年代的水利建设，使整个地区变成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和昆明市的菜篮子等等。这种基于历史的农民对国家的信任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和最宝贵的资源。依靠这种信任心，地方政府官员们征地过程发挥的聪敏才智才会有所成效。即使这样，整个过程也是充满了软硬兼施、死缠硬打，加上打擦边球一类的承诺和保证。而当地人则称整个征地过程为“大狗日小狗”。谁是大狗，谁是小狗?“日”又是什么意思，读者自己去解读吧。
总算在没有引发群体事件的情况下，将地“被自愿”征了过来。可以说，新螺蛳湾征地的过程几乎透支了农民对国家几十年的信任心。它也在把可能的社会问题抛给未来的地方领导人去收拾。
这片土地在招牌挂的时候以将近8亿的价格，拍给了中豪集团——唯一的竞拍者。读者诸君可以计算一下在17万元一亩和8亿元之间有多少差额。很明显，中豪置业是以相当低的价格拿到这个地块的，有人分析说，“该地块合理价格在1000元/平方米，明显高出389元/平方米的成交价” 。政府显然不吃亏，因为区区17万不到一亩的征地费简直不算什么钱。问题是如何来界定这个标明“商业”用地项目的“公共利益”性质呢?此外，今天已经有很多报道在质疑中豪集团，并特别提到的是这个开发商曾经在江苏宿迁，即仇和先生曾经任职的地方进行城市开发。我在这里不去提这些事情。让我们继续谈新螺蛳湾得以建立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
过去几年，由于征地，在周边乡村已经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新螺蛳湾征地也没有例外，本文不再去细述这些问题。现在要谈的是它映射出昆明在城市改造和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困境。首先上万农民因失地而受到直接损害。他们的直接反应是将所得的补偿款(根据人口，一家有十几到二十万不等)全数投入“种房子”。很有讽刺性的是，在仇和先生向城中村大举宣战的这两年，这个地区和整个滇池东岸却是疯狂建设“城中村”(按照政府眼光这些都是城中村)的两年。道理很简单，这些过去的农民在失地之后的唯一依靠就只有房子，因而为什么不多盖呢?为什么不朝高盖呢?说实在的，这种结果不仅将政府所说的城中村改造这个伟大工程套死，而且使改善滇池环境的政府承诺和措施变成空中楼阁。
新螺蛳湾所在的地方属于滇池东岸，过去是鱼米之乡。这里曾经有万顷良田、大片的池塘和低洼湿地，这里被称为昆明城市呼吸的“肺”。按照1999年昆明市公布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来10年，这个地方应该是被保留为绿色的地区。但这个规划早已经被突破。没错，现在的地方政府看上去十分重视治理滇池，直接在滇池治理上的投资已经很多。仇和到昆明主政后也花了很大力气对流入滇池的沟渠进行截污整治，正在修建环湖截污管道，并且在将一些有名的湿地恢复保护等。这些措施的一个缺憾是没有将滇池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更没有考虑人是这个环境网中的能动者。它基本上是就滇池水面做文章，基本上以工程和打仗的方式进行。在这些措施下，滇池水面可以采取截污，甚至调水来洗涮，做到局部性解决(因为这是将污水排入长江的想法)。而滇池沿岸的土地，特别是东岸和北岸，却任由城市扩张去占领。这些城市开发项目占领的才是滇池湿地的主要构成。相比之下，那几片被刻意恢复的湿地不过是做样子的政绩工程而已。更糟糕的是，滇池东岸最近一些年已经开发的一些著名的开发项目，事实上是在用昔日农业区的灌溉和排洪渠道进行排污。这些污水最后都进入了滇池。新螺蛳湾在目前的条件下建成应该不会与这些前任有不同之处。因此，作为地方政府拍着胸脯要大干一番的滇池治理竟然是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东西。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公信力在哪里?学了半天的科学发展观体现在哪里?又好又快的发展又如何体现?
我们现在清楚看出在这场权力-资本的欢宴中牺牲的是什么了。第一是上万农民的利益;第二是昆明治理滇池环境的机会。第三则是那些因为老螺蛳湾异地搬迁损失了转让费的商贩。
最近一些天，地方政府的宣传和公关已经使人对这些人有了“活该”的印象。有些报道幸灾乐祸地说：
“商户在螺丝湾经营，都是进行租赁，租赁者既无商铺的产权，更没有土地使用证，他们和住房拆迁的业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对螺丝湾这一块国有土地进行商业规划，这本来就是政府合法行使的权利，严格地说，即便这些商户对政府行为进行起诉，连诉讼主体都不是。”
此公还说：“我还不愿从11.21的堵路行为已经达到危害社会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只想问这些不愿搬迁者，于现行法律制度下，找不到相应的理由和程序抗议这次搬迁，采取的这种行为是否正确?而对于他们的损失，我会抱以同情，但决不允许用我和大众所纳税金，弥补他们的投资损失。
面对这样的既讲法制又讲道理的“民意”，即使是同情这些商户的报道，例如《中国新闻周刊》好像也无法从法理上对这些花了十几到几十万转让费的倒霉蛋有所帮助。
说实在的，民间商户之间因互相转让生意而收取转让费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因经营出色而使人气提升的店铺和品牌就有获得转让升值差额的正当性。这种事情只要不涉及垄断市场，只要是公平交易，政府和法律就应该保护。即使现行法律中缺少说法，法制的建设也应该朝向与社会公平观念和秩序一致的方向调整。政府可以通过征收转让的税费来调节市场和打击投机行为。试想一下，这不就是如同足球俱乐部或NBA球星的转会费一样的吗?难道能因为科比或者姚明价值上千万美元，美国政府就能伙同某一个想玩这个游戏，但又不在局内的开发商来搅局，说我们另外成立一个NBA，你们都得到新NBA比赛，以前的牌子不能用了，我们重新签合同，我们直接跟科比和姚明签，废了你们这些俱乐部。这是市场经济的玩法。你仇和先生不是一个弗罗曼经济学或曼昆经济学的忠实读者吗?
昆明的人都知道，老螺蛳湾之所以值钱是因为在过去二十年间所聚集的人气，是因为这块名声远播东南亚的牌子。商户间的转让费体现的就是人气和牌子的价值。如果螺蛳湾这块牌子不值钱，如果转让费没有道理，那新螺蛳湾为什么要打上“螺蛳湾”三个字，你叫“宏仁商城”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要费尽脑汁先是搞出一个山寨版的螺蛳湾，然后又将人家关闭，逼人家就范。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一个红眼睛强盗。抢了人家的钱财，还要讲些道理。
最后从法律来说，很奇怪的是，今天面对这个因无法可依的“转让费”而使许多商户的血本投入瞬间蒸发的案例，法学界居然集体默然和失语。这里当然有难度，这个案例涉及的显然不是普通的两造，而是涉及到“政府想要帮中豪置业(新螺蛳湾业主)把市场做起来”的政府介入。但是这里没有什么讲不清楚的地方。如果在英 -美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是一桩为了“公共利益”的城市建设活动，法官难道不会考量商户作为“利益相关者”应该获得损失补偿吗?难道不会按照衡平原则要求新螺蛳湾的开发商对受损商户进行赔偿吗?如果在这件事情面前我们还能够任其过去，那么真是该扪心自问：良心何在?
我在最后忍不住要向生活在那一方土地上的人们喊话：有些人为官一任或两任总是要走的;有些人将滇池岸边当作淘金之地，赚了钱也要离开这里，找地方去数钞票或者偷着乐去的。但是生活在那里的昆明人是走不了的。在将那片美丽的高原坝子变成钢筋混凝土围着一潭臭水的堆积物后，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又能够逃向哪里?
我为什么对这个地方有一些认识，是因为三十几年前我在今天建成新螺蛳湾的土地上犁过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