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晓蕾 发自北京
迄今为止，距离渤海湾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发生之日已经3个月有余，但由此而引发的风波却愈演愈烈。
尽管据此次事故联合调查组最新披露的调查结果显示，这起溢油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回顾过去的三个多月中，蓬莱19-3油田作业方—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中国”)所表现出的“傲慢”态度一直为人诟病，而另一方面，中海油和中国海洋局在这一事件中的前后表态，也总让人有“雾里看花”之感。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次持续发酵的渤海湾溢油风波当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起“偶然性事件”的发生?
康菲的谎言
9月4日，人民网刊文披露了此次事故联合调查组负责人和技术专家对于事故原因的详细解释，正式认定该油田B、C平台溢油事故均为可以避免的人为事故。
此前，康菲中国曾将事故原因归于天灾和复杂的海下地质环境。但根据联合调查组的结论，B平台溢油的原因是“没有执行开发方案规定，对多套油层笼统注水”，而C平台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则是由于“C平台未进行安全性论证，擅自将注入层上提至接近油层地步，造成C20井钻井过程中接近该层位时遇到高压发生井涌”。
而对于康菲公司开采作业的评价，调查组则用了三个词：“违规作业”、“风险意识不强”和“疏忽大意”。言下之意，就是将康菲中国列为此次事件中的责任人。
“如果康菲持续不能封堵溢油点，在产生更大的危害前，我们应该把它赶出中国。”9月4日，山东省海洋渔业厅原副厅长王诗成在接受山东媒体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这一说法也许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态度。因为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康菲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隐瞒与欺骗，使康菲中国在中国的企业形象跌至谷底。而在央视播出的新闻中，康菲员工一句“我们就是骗你的”的“雷语”，更是将康菲中国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然而，说谎的是否只有康菲中国?
在康菲的众多谎言中，最早被拆穿的一个是有关溢油面积的说法。
7月1日，在两个平台溢油的消息通过微博的渠道传播开后，康菲中国曾第一次对外回应称，溢油面积只有200平方米。但是，这个被网友戏称为“一泡尿的面积”，随后就遭到了国家海洋局驳斥—油田单日溢油最大分布面积158平方公里，目前已使周围海域840平方公里的一类水质海水下降到了劣四类。
由此看来，中海油是否也有瞒报与说谎之嫌?康菲中国到底与中海油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合作关系?
特殊的“合作”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出现溢油事件的蓬莱19-3油田，是由康菲中国与中海油共同开发。其中，中海油拥有51%股权，康菲中国拥有49%股权。该油田是康菲石油于1999年5月发现的，2002年12月项目一期投产，二期项目正在开发建设之中。根据2010年的数据显示，该油田的日均原油净产量为5.6万桶，是中国海上最大的油田之一。
然而，事故发生以后，许多人都会心存疑惑：为什么中国的油田，开采方却是外国的企业?在这样的合作方式下，出了问题究竟由谁来负责?
“事实上，中海油和康菲中国的这种合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它和我们一般理解的合作并不一样。因为康菲所占的49%不是股份，不是永久性的，只是短期作业收益，一种临时权益，当从石油生产中收回投资及收益后就应当失效，而不是只有公司破产后才失效。”9月5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高新伟教授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说。
据高新伟介绍，国际上进行类似的石油合作开发并不鲜见。但在合作过程中，不同的资源国政府(或以国家石油公司为代表)与外国石油公司所签订的合同却有着显著的差异。
就目前而言，国际石油合作开发合同主要分为投资合同和承包合同两大类。其中，承包合同就是纯服务合同，类似于其他承包合同，利润小，以资金回报为主，风险也小，主要是施工和技术风险以及系统性经济风险等;而投资合同则主要有租让制合同、矿区使用费/公司税、产量分成合同、风险服务合同、回购合同、混合型合同、资源地租、特殊合同和联合经营合同等九种形式。
而目前中国在进行海上油田合作开发时，基本采用的是一种“特有的合同形式”—混合型合同。这种合同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背景就是当时我国在进行海上石油开采时面临着自身技术与资金不足等问题，曾大量引进海外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
由于1982年石油条例授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对外合作开发海上石油资源的专有权，按照相关规定，国际石油公司只能以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组成合作企业的形式获得石油勘探开发权，勘探与开发的风险由承包方独自承担，而权益分成则一般固定在51：49的比例上。
“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种合作下，外方负责勘探和采油作业，中海油并不负责承担资金投入、风险投入和资产运营投入，只负责获取收益和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责任。这种合作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这次溢油事故，最大的责任人肯定是康菲，除此之外，中海油也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在开发作业计划的批准与检查上，中海油都应该有决策权和检查权。”长期研究国际油价风险预警及管理体系的高新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此外，据媒体披露，中海油下属公司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发生溢油事故的蓬莱19-3钻井平台的工程承包商，这使得中海油更加难脱干系。
索赔之难
溢油事故发生以后，当所有指责都集中于康菲中国之际，中海油的一个反应颇值得玩味：7月8日，就在溢油事故发生一个月后才被公开的情况下，中海油方面曾专门发文指出，按照《海洋石油安全生产规定》，康菲石油是蓬莱19-3油田的作业者，是海洋石油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而作为非作业者，中海油只参与工作计划和年度预算的制订、大型投资及重大变更的审批，并督促作业者履行石油合同。
这一举动，在不少人看来，似乎有些“推卸责任”的嫌疑。
根据有关规定，在我国进行海上石油合作开发时，合同双方对于合同内容都应进行严格的保密。因此，有关蓬莱项目的各项具体责任究竟在中海油和康菲之间如何划分，我们尚不得而知。
然而，据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出于对技术保密的考量，当年康菲在与中海油签订合作合同时曾特别提出不允许中海油登上该项目的海上油田平台的条款。同时，韩晓平也说，“但至于整个事情中间他们到底是怎么处理的，由于它的透明度非常低，因此我们直到今天也不完全清楚这中间的处理过程。”
“目前的这种管理政策导致中海油和康菲形成一个共同的利益集团，一致利益的结果就是假如要停产一天，就得损失一天5.6万桶原油。而现在看来，经济处罚也可能只有区区20万元。这样一来，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难免会有人乐于放纵污染而保证生产。”高新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也正是由于在溢油事件的处理中，作为大股东的中海油显然没尽到约束、制衡之责，才导致康菲公司对于事故处理“漫不经心”。
但是，“漫不经心”的似乎并不仅仅是中海油和康菲中国。
目前，如何向康菲公司进行索赔已成为新一轮的关注焦点。特别是因此次事故而受损严重的渔民们的遭遇，更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同情与关注。
然而，一直为渔民们奔走的北京资略律师事务所的李刚律师却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由于海洋局在溢油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布污染信息，导致一些渔民在事发后未能对相关证据进行保存，很可能对未来渔民索赔以及海洋局代表国家进行索赔都会造成不利的局面。
“我们的感觉是，政府从一开始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一开始就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就首先为一些大企业，或者一些游说他们的企业采取减轻责任、消除责任的这么一种措施。但当这个事情发展已经大到超过他们可以去遮掩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来承担这个责任，才站出来。这个可能是我们行政机关一贯的行为模式。”李刚说，“这种行为模式对于公共事件是非常要命的。当年SARS事件就是一个最大的教训。”
支付环境”在新螺蛳湾一期广场举行。当地媒体报道称，新螺蛳湾的金融环境饱受称赞。
去年底，富滇银行螺蛳湾支行、浦发银行螺蛳湾支行、工行螺蛳湾分理处、农行螺蛳湾支行、邮储行螺蛳湾支行纷纷成立，2011年1月8日，中信银行新螺蛳湾支行也正式开业。
按照云南中豪提供的数据：新螺蛳湾项目总投资约320亿元，建成后将有6万余名商家进场经营，年营业额预计将达到600亿元，年创利15亿元以上。新螺蛳湾共分三期开发，其中一期项目总投资约57亿元，建筑面积102万平方米;二期项目总投资80亿元，建筑面积200万平方米;三期项目开发面积3000亩，项目总投资150亿元。
在这些银行中，投资份额最大的是民生银行。2010年9月1日，民生银行昆明螺蛳湾支行正式营业。在此前的1个多月的试营业中，存款突破了30亿元。
民生银行昆明螺蛳湾支行行长罗敏称，此次民生银行入驻螺蛳湾，总行还特意为该支行批量审核、定制了专门的商户卡13000余张。目前对新螺蛳湾综合授信54亿元，其中大公司30亿元，中小公司5亿元，小微公司19亿元。该行对大客户云南中豪信贷支持29亿元，占其信贷总量的38%。
此外，民生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合作，为云南中豪募集资金10亿元。同时，民生银行还为大客户提高了金融管家服务，通过管理咨询、财务咨询、投行咨询等多品种智力投入实现对云南中豪全方位金融管家服务。
罗敏介绍说，获得特制商户卡的商户不仅可以通过该卡交纳各种税费，而且还可以凭借优良的信誉向螺蛳湾中豪集团和民生银行申请30万至1000万的一年期贷款。按照正常情况，商户提出申请后2周内就可以拿到这张商户卡。
民生银行对新螺蛳湾的支持并非没有缘由。早在2009年5月2日，仇和和昆明市长张祖林率队，在京专程走访了民生银行，争取民生银行对现代新昆明建设的金融支持。
民生银行昆明分行行长谭万刚介绍，新螺蛳湾业务扩大，总行已经原则同意增设两个支行，公司业务、小微贷款、商贷通、金融管家等都在螺蛳湾打包经营，总行在科技、结算甚至人事部门都对新螺蛳湾项目鼎力支持。
“当年新螺蛳湾一期项目，最开始只有富滇银行一家贷款，据说还是出于行政命令。”接近云南银监局的知情人士称，后来才有其他银行陆续介入，目前富滇银行连续出事，自顾不暇。对于新螺蛳湾的信贷风险，这些银行可能还是有些低估了。
昆明绿肺之殇
朱晓阳更为担心的，是新螺蛳湾项目对昆明绿肺—滇池综合治理和整体生态的破坏。“这和银行的信贷风险不同，一旦破坏滇池宝贵的湿地生态系统资源，可能是再也无法修复了。”
今年六七月份，身为昆明人的朱晓阳，特意带着学生，在宏仁村进行调研。作为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和在滇池东岸插过队的老知青，朱晓阳对这片土地很有感情，同时对政府的做法颇有微词：现在的地方政府看上去十分重视治理滇池，但没有将滇池看做一个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更没有考虑人是这个环境网中的能动者。
新螺蛳湾所在的地方属于滇池东岸，这里曾经有万顷良田、大片的池塘和低洼湿地，被称为昆明城市呼吸的“肺”。按照1999年昆明市公布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来10年，这个地方应该是被保留为绿色的地区。
朱晓阳担忧的是，滇池沿岸的土地，特别是东岸和北岸，任由城市扩张去占领。这些城市开发项目占领的才是滇池湿地的主要构成。相比之下，那几片被刻意恢复的湿地不过是做样子的政绩工程而已。
更糟糕的是，滇池东岸最近一些年已经开发的一些著名项目，事实上是在用昔日农业区的灌溉和排洪渠道进行排污。这些污水最后都进入了滇池。新螺蛳湾在目前的条件下建成应该不会与这些前者有不同之处。
让朱晓阳更为忧虑的是，新螺蛳湾三期项目被拆除的五腊、照西和金牌等村，留下的古庙生存堪忧。在照西的一片废墟—曾经的村落之中，立着一座孤庙—建于600多年前明朝的庆龙寺。由于十多位守护的老太太，这座庙至今没有被拆。
“我们28个人，4个人一组值班。”67岁的照西村民李国富和妻子李谷英站在庙门口。“一起守护的杨竹玉老太太都82岁了。”在村庄被拆平后，又有一条新螺蛳湾的物流通道修起来，这条路几乎挨着庙的后墙切过去。
在滇池东岸最近“被城中村”的地方，村村都有这些代表社区灵魂的空间。宏仁村这座建于咸丰年间的竹国寺虽然看上去破旧，但是它历经上百年的风风雨雨，无论谁都不敢触动它。
竹国寺住持释量慧经过5年修缮，庙宇已有了很大改善。“有庙的地方，要有正法，要有正信，反对拆迁，才有善报。”让她哭笑不得的是，早在1997年去申请宗教活动场所证，现任宏仁村委会总支书的纳柱说：“办了证件寺庙不就成你的了?!”
“到底是谁的城市化?”朱晓阳曾经反复呼吁：目前地方财政和商业结合，靠卖地挣钱，但要有整体规划和布局，更多地考虑到老百姓的福祉，不然这些举措的合法性就要遭到质疑。莫正才老人则说：“我们五个人是村民选出的代表，合起来就是一个拳头。”那一刻，他的目光，逐渐坚毅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