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宗寒强调，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第一把手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能力、水平以及所坚持的方向，起决定性作用。如果第一把手选错了，这企业肯定做不好，董事会也很难形成自己的权利，但是对于第一把手要有一个制约，要有监督，不能什么都由他说了算。
在他们看来，为克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不一致，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状态是国企存在的一个理由。
“国有企业应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对于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上述决定做出了这样的表述。
不过，文宗瑜告诉新金融记者，整体上市只是改革的一种方式，但并不能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解决所有问题。
在一篇名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报告中，一北京学者甚至建议，国有企业不仅仅应退出竞争性领域行业，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业都应退出。
新金融记者注意到，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央企整体上市只是在央企的内部经营机制上做文章，并不会必然实现中国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且容易将深化国企改革和追求国企效益混淆在一起。
失灵的修复者？
身份再定位
4月14日，邵宁撰写了一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的思考》的文章，在该文中，邵宁强调，国有大企业不能简单地退给其他所有制企业，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在国有体制下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革，依托资本市场改制为公众公司，实现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市场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
“董事会能否罢免，主要是看领导的决心了，很多事是从无到有做出来的，国企公司治理做了这么多年，至少得有所突破。能不能那得看决心了。”缪荣坦言。
市场的缺陷是市场所无法克服的，政府作为一个市场主体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市场失灵修复者的角色。而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国有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而存在的。
开放的逻辑
据悉，目前央企主要负责人主要由中组部和国资委来行使任免权。缪荣向新金融记者透露，在目前的120多家央企中，有大约53家特大型央企负责人的任命权归属中组部，而其余企业主要负责人则由国资委来任命。
毫无疑问，在敲定整体上市这一方针之后，最引人关注的问题莫过于国资委自身的重新定位了。
不过，如何使全体人民更好地分享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收益，却是一个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在9月底的一场有关国企改革与发展的论坛上，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对国企改革的成就做出了这样的表述：国有经济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领域实施了大规模的主动退出，完全改变并优化了国有经济布局结构。
文宗瑜指出，现在整个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而要求国企退出的一个比较集中的观点就是，凡是向民营企业开放的领域，国有企业做得都不怎么样。
在他们看来，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破除垄断，就是要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
有分析人士猜测，整体上市背后就是取消央企集团公司作为股东这个层次，由国资委直接作为上市公司股东，而这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监管者又成为一体，国资委直接渗透到整体上市公司做大股东，这是否是一种新的政企不分？
从上述分析来看，国资委全面推开董事会建设还需突破一系列“障碍”，而协调相关各方的关系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从本质上说，国企改革的过程也是逐步厘定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过程。
在宗寒看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公有制的地位在逐步削弱，由此也造成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收入差距过大、生产过剩和通胀等。
在股权未实现多元化的背景之下，董事会这些人是中组部或者国资委聘用的，其本身是一个代理人而不是所有者，这和西方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其效果如何关键是看国家如何对其进行定位。
宗寒指出，要求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说国有企业是垄断，这实际上是以“反垄断”的名义分化国企，这是不对的。“如果把国企都给了私人，连分配给全民的机会都没有。”也有学者如此评论道。
“有进有退”这一四字方针，一直以来是政府对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所遵循的一个重要依据。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曾如此强调。
不过，宗寒认为，国企的存在起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对于一些主要经济命脉还是要通过其来控制，这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
现实的情况是，国资委在去年成立的国新公司，一定程度上也在对自身的改革进行探索。
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时，人们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着手，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公共福利等手段，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
而这样一个说法似乎也是对其之前有关“国企和市场融合的方式”所做的一种注解。
“收入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著名经济学者萨缪尔森曾如此表示。按照这一说法，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分配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
不过，与此同时，有关国企再定位的说法，也不断撩拨着公众的神经，“国企只能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应该从营利性、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
在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眼中，现在国资委任命的董事，实际上是很难发挥作用的，而要发挥作用一个前提条件是资本的力量，即需要董事代表资本去博弈，股权多元化成为一种指向。
公开信息显示，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战略上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重要方针，要求国有企业“有所为有所不为”。
“央企整体上市是新目标，有一个好处，是通过市场来监督，这样国资委就能更超脱一些，更多关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块，监督这一块未来就会少一些。”国资委一下属单位负责人告诉新金融记者。
对于国资委来说，伴随未来国企改革的逐步深化，其监管身份与股东身份最终无疑是需要分离的。
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需要通过强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企的存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如果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调整收入差距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就所有权角度而言，当前的董事会制度没有解决代理风险的问题。
“央企是全世界最赚钱的企业，但是竞争力不是最强的。”如何解决目前这样一个问题，文宗瑜认为，需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使得国有垄断的领域向所有的民营资本开放。
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之后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再到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企改革，也恰恰围绕着这样一条主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