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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军人之心，唯有共和
蔡锷一生从未加入同盟会，也始终不是国民党党员。他所反对的，也从来不是袁世凯或者任何具体个人。他毕其一生所践行的，只有一条：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本刊记者/李静睿
导演们都爱他。
在《让子弹飞》里，他是张牧之年轻时追随的松坡将军。将军死后，这个手枪队长对国事充满失望，落草为寇变身张麻子，这才有了鹅城里“吃着火锅唱着歌”荒谬又现实的故事。
在《建党伟业》里，大众情人刘德华饰演他，面容清俊一身戎装，用沙哑的声音(彼时他已染喉疾)在北平火车站和小凤仙告别，更有黄昏中的汽笛和飘雪烘托离情。
演员刘德华已经50岁了，但在电影之外的历史时空里，1915年11月的蔡锷只有33岁，早已名满天下，只是未必有如斯英俊。当时的文人谭戒甫描述他：貌清癯，身仅中材，颇不称其志气，且两额薄削。
那一出未必真实存在过的柔情送别，是蔡锷一生辉煌顶点的序幕，却又接近他人生的终曲：在登上南行的火车之后，他从天津辗转日本，再回到云南，与已经称帝的袁世凯公开决裂，掀起震动天下的护国战争，在袁世凯皇帝梦碎的一年之后，他也病逝于日本。
蔡锷的绝笔是写给黄兴的挽联：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执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勿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他死在8天之后，这幅挽联，既是绝响，也不妨看成自表。
蔡锷一生从未加入同盟会，也始终不是国民党党员。在退出统一共和党之后，他在《为军人干涉政社事通电》中声明，“军人不党”。他毕其一生所践行的，是护国战争中他亲手写下的“四项主张”的第一条：“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在“二次革命”中选择中立
蔡锷所反对的，从来不是袁世凯或者任何具体的个人，他的友敌之分，向来只因国事而非私怨，背叛民国和共和的人，方是他永远的敌人。
1912年1月12日，刚刚成为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但两周之后，因为袁氏无视民国已立、国体已定的事实，试图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或者民主国体，蔡锷又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称这是“袁之狡谋”。蔡锷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准备北伐，在《北伐誓师词》中，他写道：“甘冒不韪，乃有袁贼。”
一旦溥仪退位，帝制已除，袁世凯承认民国，蔡锷的态度就转变了。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之后，他致电祝贺，称其是“群望所归”。
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后来曾说：“(蔡锷)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之后，舆论普遍认为，背后主使为袁世凯。黄兴为宋教仁写的挽联直言：“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但蔡锷却坚决反对对袁用兵。他致电革命党人，称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若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而总统的政治过失，则应由国务院负责。他认为，未有穷尽法律程序就冒然起兵，事实上是对当前共和政体的破坏。毕竟，当时调查宋案的“特别法庭”已经启动，上海地方检察厅甚至两次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传票，要求其到案受审。一个地方司法机关传讯国务总理，在中国可谓空前绝后。
蔡锷在1913年5月17日的“致参众两院及各都督各党会电”中，详细阐述了这一主张：“查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决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和宋同为湖南人的蔡锷还动情地写道：“(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
蔡锷对于“二次革命”的立场并非孤立。黄兴就明确表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
战事最终未能避免。
1913年7月，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江西、广东等省先后宣布独立，电告讨袁。云南都督蔡锷宣布中立。
蔡锷在回复陈炯明希望他起兵反袁的电文中说：“现在以保土安民、维持秩序、力主镇静为第一义，并恳致电赣中释嫌罢兵，无以国家为孤注。”在他心中，这终归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与袁世凯对弈
9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相继逃亡日本。
袁世凯将蔡锷从云南调至北京。
袁世凯向来对蔡锷有所忌惮，认为他“有才干，但有阴谋”。在“民国四杰”中，袁世凯对蔡锷最为另眼相看：“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蔡锷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此人之精悍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蔡锷喜下围棋，当时的文人谭戒甫说他：“精思妙著，眉色飞舞。观其作势，已知其娴韬略，而善战伐矣。”追随蔡锷多年的蒋百里也说他：“好弈，终夜不肯休，艺之强者，常以精神不继而负。”
事实上，从1913年9月入京，到1915年11月离京，蔡锷正是在与一步步走向称帝的袁世凯暗中对弈。
在护国战争尘埃落定之后的1916年10月，蔡锷在为纪念《盛京时报》出版十周年所题的祝词时，借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话：“知其白，守其黑。”这也正是他这两年隐藏在声色犬马之后的真意。
这样的知白守黑，不仅瞒过了袁世凯，甚至瞒过了他的家人。他流连八大胡同，与小凤仙上演后来成为传说的倾城之恋，公私场合均绝口不提反袁之事。
蔡锷后来曾在写给夫人潘蕙英的信中说：“堂上以下，闻余此次举动，初当骇怪，继必坦然。盖母亲素明大义而有胆识，必不以予为不肖，从而忧虑之也。”所谓“此次举动”，即指护国战争。可见，他甚至从未对至亲有所透露。
1915年8月，托词“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成立。之后，梁启超发表了他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指“筹安会”以立宪为名恢复帝制、实为破坏国体的荒谬。
作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却反而在8月25日约集“军界要人会议”，首先签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在梁启超的文章发表之后，他在北京四处称：“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
但事实上，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8月15日，蔡锷就搭乘晚车前往天津，找梁启超密商。此后，差不多每周都去。在他终于能托病离开北京之时，他的第一站同样是选择前往天津，与梁启超会合。
虽然大家宁愿相信蔡锷在小凤仙的掩护之下脱身离京的戏剧情节，但这早已被史学界证明为传说而非历史。
根据《政府公报》的信息，1915年10月到11月下旬，蔡锷4次向袁世凯请病假，就医地点从北京到天津再到日本，袁世凯统统批准，且在最后一次报告上批示：“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
也有人认为，后3次请病假均为蔡锷离京之后的先斩后奏，袁世凯已经无可奈何，只能让《政府公报》刊出，以给人造成蔡锷仍在掌握之中的假象，但他显然已经大感不妙。“筹安会”的核心成员杨度也提醒袁世凯：“此人一去，无异纵虎归山，放鱼入海，从此我华无宁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