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52%。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冯科认为，上市完成以后，这些大型的、系统性的商业银行仍然存在很多执行政策目标的现象，比如融资侧重国企、大项目，侧重“铁公基”，未来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的扩大。“行政干预，使得商业银行无法通过市场手段来控制风险或者消化风险。”
近年银行资本扩张的速度非常快，但绩效的提升速度与之并不匹配。“银行市场化的水平、服务水平、运营能力的提升非常有限，投诉率甚至在上升。”冯科指出。
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性质。即便是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市场，也无法解决商业银行控股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矛盾和背离。“关键是控制权。”陆磊认为。
他表示，如何在一个法人内部形成相对比较正确和有效的激励，来促使经营层能够按照“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兼得的多元化目标，制定最恰当的战略和策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上市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变革却在朝着与之相反的方向。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政府发现有必要强化政府职能在金融体系中的控制作用，因放松管制也会遇到问题。
这是因为，全世界都在面临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难题。
“由于上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有更多的资产可以扩张，一旦资产扩张到更高的水平，就不能破产，因会造成系统性风险。现在我们所有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都是不能破产的，一旦出问题，国家一定会救。所以法人治理不是上市能解决的。”陆磊分析。
终极目标
16家上市银行身后，还有大量中小商业银行排着队，急切地盼望叩开资本市场的大门。而这背后的动力是，商业银行过度依赖于外延式发展，比如信贷依赖、利差依赖、规模依赖、融资圈钱依赖。
“银行上市圈钱的目的多于改善绩效的目的。”冯科表示。
那么“上市”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什么？陆磊认为，答案是通过上市形成外部股东对于机构的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三性之间的平衡和压力。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郭田勇指出，我国国有银行从改制到上市的过程，更多发生的是“物理”层面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首要的，但银行本身的法人治理水平等“化学”层面的变化还相对较小。
“因此，上市远非意味着银行改革的成功，而只能说改革初见成效，或者说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银行业和金融体系更艰难、更深层次的改革仅是刚刚开始。”郭田勇表示。
商业银行下一次治理机制变革的突破口还需要解决银行以外的问题。“银行只是在某种外部环境下最优化自己的操作方式。”陆磊称，忽略了外部金融生态的改变，银行改革只能是空中楼阁。
陆磊认为，银行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包括四个方面。首先，进一步完善银行业监管体系，解决多头监管带来的监管空白问题。“监管空白导致很多机会主义行为，迫使它们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比如现在的表外业务。”
其次，理顺所有者基本目标，形成正确的激励。包括国有股东、机构股东，应该在“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上形成平衡合力。
再者，强调竞争性，鼓励发展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只有竞争才能形成正确的压力。
最后，改变整个社会看待金融的传统观念。金融业不仅仅是融资工具，而应该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外部的干预应进一步下降。
“不能把金融仅仅当成融资工具。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对待金融的态度应该更加理性和务实，不要过于急功近利。我们的政策如果急功近利，金融业一定会急功近利。”陆磊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