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学、修路、扶贫……公开报道中，他是当地受人尊敬的慈善家；但在他曾经的雇工看来，他却是置生产安全于不顾、瞒报多起矿难、恶意拖欠工人薪酬……一个唯利是图、了无社会责任的煤老板。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陕西省子洲县永兴煤矿去年末以来发生的三起井下死亡事故及十数起工伤事故，均未上报。今年7月，近百名川渝籍矿工联名向当地政府反映：刘生东任董事长的子洲县永兴煤矿恶意拖欠工人工资，为提高产量置生产安全于不顾，导致三起死亡事故和十数起工伤事故，且均未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
矿工讨薪牵出被瞒报的矿难
65万、56万、48万，是三起事故中三位死亡矿工的“身价”。
子洲县位于陕北榆林市南部，全县31万人，2010年县级财政收入仅为3000多万元，系国家贫困县。永兴煤矿位于县域边缘，距离县城约70公里。在矿上务工的多为重庆、四川、山西籍农民。
2011年7月25日，近百名川渝籍矿工联名向子洲县政府反映，永兴煤矿恶意拖欠工资，要求政府督促该矿董事长刘生东、矿长高毅立即支付拖欠钱款。
事实上，在此之前矿工即已开始讨薪，但进展甚微，且其中发生多次冲突，双方关系日渐绷紧。因此，矿工中有人想起今年6月27日在井下发生的一起死亡事故，向有关部门提及后，发现这一事故竟被瞒报，遂开始举报包括这一矿难在内的三起矿难。
矿工反映的三起矿难分别为：2010年10月5日下午，重庆永川籍矿工谢应友，因冒顶事故被当场压死；2010年12月3日凌晨，山西忻州籍矿工韩红林，被运煤车上翻卸的煤块当场砸死；而今年6月27日下午，四川平武籍矿工谷兴全，又因冒顶事故当场死亡。
三起事故中，两次事故为冒顶，即生产作业面顶部塌陷，一次为井下交通故障引发的运煤车辆倾覆事故。记者在调查中获得的三份矿方与死者家属签订的“协议”显示：三次事故赔偿金分别为65万元、56万元、48万元。三位死者除忻州的韩红林被带回原籍土葬外，另两位均被运往宁夏银川市火葬场火化。
有矿工认为，赔偿金额逐渐降低，或因矿方对死亡事故愈加淡漠。多位矿工表示，这三次死亡事故发生后，该矿并未停工，哪怕是半天。
而记者调查发现，矿方选择与无任何井下建设、生产资质的包工队伍签订协议，且协议只强调产量递增，却将安全责任及资金投入等全归于包工队，这被下井农民工视为上述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这已经不单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一个火坑啊。可为了生活，我们能选择吗？”一位重庆籍矿工说。
事实上，永兴煤矿至今仍不具备生产出煤的条件。8月19日，子洲县工业商贸局副局长苏仲米告诉记者，永兴煤矿前身是一座年产3万吨煤的小矿，后来扩产为年产9万吨，之后煤矿就开始技改建设，2008年的时候经过整合其它煤矿资源，产能定为年45万吨。“它一直在建设，没有生产许可证，按理说不能生产，只允许出少量工程煤。”
苏仲米亦证实，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子洲县工业商贸局从未得到永兴煤矿上报任何伤亡事故。
有矿工见证，在瞒报的这三起矿难善后过程中，刘生东任命的矿长高毅及副矿长刘生虎（为刘生东堂兄）都曾亲自参与事故“处理”。
“矿老板只要产量，不抓安全”
8月28日下午，在忻州市忻府区董家村镇，记者见到了韩红林的家属。据韩红林的妻子苏美娥回忆，她当时和丈夫同在永兴煤矿，她给矿工做饭，丈夫则下井挖煤。
“事故前几天，我恰好回了忻州老家。结果12月3日凌晨我妹夫张光成打来电话说出事了，我们第二天下午赶到靖边县人民医院，矿上的人说我丈夫是在抢救后没了的。”苏美娥的这一说法，也在签订的赔偿协议中出现，协议中写明“乙方因工作受伤在靖边县医院大夫抢救无效死亡”。
但据同时抵达医院的弟弟韩宏忠回忆，当时因为哥哥的“连襟”张光成也同在该矿打工，且事发时也在井下，后来又与矿领导一同前往医院。“我当时就想，为啥不直接送子洲医院抢救呢？为什么要跑几百公里到靖边县？我后来在医院太平间看到，我哥的后脑勺没了，头上放了一些卫生纸，用一个塑料袋罩着。尸体运回忻州下葬时，其他亲戚也注意到了。这说明当时早就死了，根本不是运到靖边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韩红林的妻子苏美娥和韩宏忠回忆说，她一天后拿到了矿上赔偿的56万元钱，“是一个开着白色轿车的高个子男子亲自去银行取的钱，他说的是陕西话；矿上的一个重庆工头也在场”。
据多位知情矿工透露，与刘东升签订协议的包工队，并无矿井下生产所需资格证，而后期包工队因财力所限，在安全方面投入不足，也是导致这一系列矿难发生的原因之一。
“你想，包工头才有几个钱？挖矿用到的设备、材料数量大，金额高，这两项稍有不足，就是安全隐患。再加上矿上不断逼着加大产量，必然会出现矿难。更何况这些人都没有资质，有的矿工来了也没有任何培训。”有矿工分析说。
8月20日，躺在子洲县中医院病房里48岁的四川民工彭连学告诉记者，他在永兴煤矿打工时被顶板压坏脊椎，已经在医院躺了整整两个月，医药费已近10万元。“矿上现在不给医药费了，我得不到治疗……”子洲县中医院一位医生拿出病历私下表示：“这个病人（彭连学）腰部以下截瘫，想再站起来基本无望。”
彭连学说，他到永兴煤矿打工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听说过劳动保险，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老板只要产量，不抓安全……”
陕西邻省一位谙熟煤炭生产的安监部门官员向记者解读此类现象时称，因为煤炭生产危险时刻存在，一些煤老板为逃避风险，与“包工队”签署安全“全包”协议，认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全是包工队的责任。其实不然。煤矿的安全生产，董事长、管理层是首要责任人，那些农民工需要培训合格才能上岗，且仅是提供劳务。“煤老板只管卖煤挣钱，死活都是农民工的事？即便有这样的合同，在煤炭安全生产管理上也是不合法的。”
运送尸体往外省“处理”
矿长、副矿长第一时间知晓矿难发生，却隐瞒不报，且亲自运送尸体往外省“处理”。
据参与三起死亡事故后期“处理”的矿工回忆，三次矿难发生后，矿长高毅、副矿长刘生虎均在第一时间知晓并赶到井口，但却并未向有关部门报告。
在银川市殡仪馆，记者看到谷兴全火化前的签字单上，副矿长刘生虎的名字和手机号出现在备注一栏中。而死者“生前服务单位”一栏，仅写着“工伤”二字。
“矿长高毅和副矿长刘生虎在事故发生后，就立即赶到事发点，组织矿工将尸体挖出，然后装车赶到与陕西省交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人民医院，把尸体存在太平间里，然后等家属来盐池谈判，谈妥了，就再把尸体运到银川火化。”记者艰难找到的一位见证了谷兴全死后“处理”全程的矿工说，每个参与事故“处理”的矿工每天会获得200元的额外补贴，但之后不久就“都被矿老板打发走了”，这位矿工说，留下这些知情的矿工，“可能老板担心会走漏风声”。
“我没什么文化，感觉好像不太对，但是刘生虎和高毅说上面的事情他们已经都搞定了，现在才知道矿老板们并没有上报。”这位知情的矿工向记者表示。
蹊跷的死亡证明
在抵达银川市火葬场前，矿长在盐池县“搞”到了盖有花马池派出所公章的“死亡证明”,“两次分别花了1万元和1.5万元”。
在银川市殡仪馆，记者见到了今年6月27日死于矿难的谷兴全的“死亡证明”。这张纸的抬头只打印“证明”,左上方则手写了“银川市殡仪馆”，其余部分均为打印。
内容除了说明谷兴全的籍贯外，称“因意外事故死亡。其家属已与用人单位就赔偿一事处理完毕，现家属要求对谷兴全的尸体火化，请予以办理”。落款为“二0一一年七月一日”。加盖公章清晰显示为“盐池县公安局花马池派出所”，且加盖公章中的数字编号也均清晰显示。
而曾在盐池参与死者“处理”的矿工证实，他曾听到生产副矿长刘生虎透露，两次在盐池搞到“死亡证明”分别花了一万元和一万五千元。“第一次，就是谢应友的事情，和家属都已经谈好了，但却没立即火化，他先说的是火葬场在维修，没法火化，后来才知道是在等着办死亡证明。”该矿工说。
银川市殡仪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人家有公安部门盖章的死亡证明，我们难以核实印鉴真伪啊。现在全自治区的死亡证明格式并不统一，一般以印鉴为准。”
8月26日下午，在盐池县花马池派出所，记者碰巧见到了那枚与死亡证明内容完全一致的公章，且其中编号数字丝毫不差。负责保管盖公章的内勤民警王春芳告诉记者，在她记忆中，绝没有给一个叫谷兴全的死者出过死亡证明。
随后，她向记者展示了该派出所的证明类格式文书，该纸张与记者见到那份“证明”有明显不同。“如果出死亡证明，我们会留底，而且都有编号，还会附带医院的死亡证明或法医或交警开出的证明，盖章也会是有个骑缝章。”她说，不排除有人伪造公章加盖。
有直接参与矿难善后的工人透露，每次发生矿难，包工头都会第一时间报告刘生虎和高毅，有时候包工头也会直接向刘生东汇报。这位工人肯定地表示，最近讨薪事件发生后，刘生东曾告诫工人“谁把矿难的事情说出去，谁就是我的敌人”。
但刘生东否认知道矿难的情况。
8月29日，刘生东告诉记者，他从未听说过自己名下的永兴煤矿发生过矿难，也没有处理过遇难矿工的后事，“我们和包工队有合同，发生工伤事故，都是他们包了的……”但他在电话中表示，“我最近也听说了这个死亡证明的事情，我分析，不排除街边小摊上伪造的可能。”刘生东表示，希望和记者“坐坐，有些话见面说比较好，大家交个朋友……”
据公益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