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政府因为算得很清楚，这一年下来280万人转户，没出现财政困难，也没出现社会矛盾，或者该付的钱不付，承诺的事情结果到了要兑付的时候，兑付不了，我们都没出现这些问题
阮次山：换句话说，刚才市长所讲的，解释了外面很多人谈的问题，说重庆搞所有的改革，钱从哪儿来。你现在是已经有钱呢，还是已经筹措了这个钱？
黄奇帆：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其实钱都在GDP里循环而来的，因为GDP可以循环出税收，GDP可以循环出利润，GDP也循环出老百姓收入。
首先，这其实是一个运用方式，经营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搞户籍制度改革，我们事实上一年的时间，已经转了280万人。到今年年底，一年半左右时间，我们预计将转300万。大体上一个人转户以后，整体上的社会配置，是要十几万的，300多万人，差不多就是3000多亿，4000亿，这是我们实实在在计算过的一个成本。
但是如果这3000多亿4000亿都要财政拿钱，那政府就可能头皮发麻不敢做了。我们也具体分析了，1000多亿是企业拿，因为当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以后，企业对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方面的成本会有所增加，这个1000多亿就是企业拿。
第二，农民工进了城以后，他在城里面的公共设施，学校、医院，各种各样的城市道路建设，这个1000多亿该政府拿。
第三个就是农民工在农村里面退出宅基地，需要有个资金去接盘，这个接盘比如说土地交易所，房产商接了盘，要出一笔钱。而农民工在城里面要租房子、买房子，自己也会掏点钱，社会投入也有1000多亿。所以实际上所谓3000多亿4000亿，是三个方面来承担。
还有一个概念，从时间、空间上讲呢，就是这3000多亿4000亿是需要15到20年来投入的，它不是一年要你出3000多亿。比如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15年以上形成一个基金。所以这笔钱如果一分为三，又分成15到20年，这件事就不是麻烦的事，你只要算清了账，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会很从容的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对转户这件事，重庆政府因为算得很清楚，这一年下来280万人转户，没出现财政困难，也没出现社会矛盾，或者该付的钱不付，承诺的事情结果到了要兑付的时候，兑付不了，我们都没出现这些问题。
阮次山：非常谢谢黄市长给我们做的深入解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可能还要继续麻烦黄市长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再探讨另外一部分重庆有关经济发展和民生发展的问题。
西部地区应该既抓开发，同时也抓开放，开放不仅能带来资本，还能带来技术、市场，带来跨国公司的企业管理，带来全球意识
阮次山：在昨日的节目里，我们邀请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先生给我们谈了重庆有关共同富裕的问题。其实这么多年以来，重庆有一样事情没有为大家重视到，其实是忽视了，这就是在西部开发的时候，重庆在开发过程中，它也有一个政策，就是往外走，对外的开放。这一点，对内陆的很多城市来讲，都忽略了，只注意到沿海的开放。我们请黄市长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的问题，大家都搞内部的建设，您是从什么样的观念，认为重庆应该往外走，要开放的？
黄奇帆：中国的西部开发往往被大家理解为一个内需的开发，是一个内部的开发开放，跟国际之间的关系往往被疏忽掉。但是我们感觉西部相比沿海的落后，最根本的是在开放问题上的落后，所以，即使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我们也要抓开放，即使在沿海地区已经开放过了，掉头转向内陆发展的时候，西部地区应该既抓开发，同时也抓开放。开放不仅能带来资本，还能带来技术、市场，带来跨国公司的企业管理，带来全球意识。所以最近几年，重庆在开放高地建设上的确有一定的进步。
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刚发生，世界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熙来书记主持了一次市委全会，就提出了重庆要把开放高地建设作为抓发展的核心环节，通过开放，让全球的资源要素为重庆所配置，使重庆加快发展。这次全会很成功，从那以后，这三年多时间，我们在开放上的确有五件事值得一说。
第一就是引进外资。我们在07年的时候，才10亿美元一年的外资到位数，那时候全国1000多亿，我们是很少的一点，1%还不到，但是我们08年就到了27亿，09年到了40亿美元，去年到了63亿美元，今年至今又增长了70%，现在增长率是全国第一。今年预计能达到100亿美元，在中西部名列前茅，在全国来说，我们也是七八个能够超过百亿美元外资的一个省市，这是一个成果。
第二就是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很多，那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实际上引进外资不在于外汇，而在于它带来技术、带来管理，带来全球的市场配置，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当今时代，金融危机导致外国的资本缩水，土地也缩水，各种地下资源也缩水，而我们的外汇储备有3万多亿，这么多外汇储备应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走出去多投资一点。我们大体上形成了一个措施，就是在去年海外投资50亿美元，今年我们又进一步继续投资50多亿美元，预计明年还会有五六十亿美元。重庆市委、市政府做了个决定，“十二五”期间，重庆海外投资的量力争达到300亿美元以上。
现在的投资方向，大体上是一个面向中国市场需求的海外投资。比如说中国市场上缺少铁矿石、铝矾土、铜矿，中国急需的一些资源，与其在世界市场上贸易性采购，还不如直接开矿山，这是一种。第二是中国每年要进口几千万吨大豆，也包括玉米、饲料，我们投资非洲、美洲一些农业来种植大豆或者玉米，种植出来的产品运回中国，成本要比贸易市场、期货市场直接采购要便宜1/4左右，这也是国家的核心利益。第三是污染比较严重的资源深加工工业，我们不一定要把原材料拿到中国来搞资源加工，可以在海外把原材料直接做成资源。比如木材，不一定要运到中国来，就在海外把木材变成纸浆，变成纸，运回中国，所以这也是一类。第四类是装备技术产业，国内需要的装备和技术，通过投资，企业集团把它收购了，然后再把这些技术运用到国内来。我们大体上通过这四种方式，形成了去年50亿美元，今年又达5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在中国各个省市海外投资平台里，我们是一马当先的。
阮次山：差不多一个礼拜前，我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看了这个报道才知道原来这是重庆市的杰作，报道说中国在外的投资，在巴西投资农业土地的开发，让各国吓一跳，他们以为中国去海外只是开矿，没想到还在做农地的投资，原来就是你们的杰作！
黄奇帆：这的确是。我们是按照巴西、阿根廷的法律进行农业的投资，包括农业产品的深加工，大豆榨成豆油、豆粕。所有的这些投资，巴西的法律都是允许的，而且巴西各个州的政府以及他们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是在搞农业的深加工，使他们的农业产生附加值，使他们本来荒芜的土地产生农业产品的出口，所以对巴西当地的GDP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他们的就业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除了利用外资和走出去投资这两方面，我们第三方面就是贸易进出口。西部比较闭塞，几乎没有口岸，一般进出口贸易总量也很小。几年前，整个国家2万多亿美元进出口的时候，我们一年进出口才几十亿美元，不值一提。但是最近几年，重庆已经连续几年50%的增长，今年至今涨了百分之一百多，增长率也是全国第一，我们预计今年进出口贸易量会到300亿美元，明年会到四百几十亿美元，2015年我们会到1000多亿美元。这个概念代表了中国西部大开发中，中国西部的各种产品资源和全球之间的交换，既有国外进来的，也有重庆出去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重庆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中，把重庆的口岸提升了。内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口岸，所有的货物进出口要运到上海、广东、沿海，所谓“一江春水向东流”，西部的货总是运到东部再出口。我们想了一下，一定要解决两件事：一个是铁路口岸，一个是航空口岸。重庆在中国的内陆，海运口岸不可能，我们就要把铁路和空运解决好。重庆在国家民航总局的支持下，前几年把一条跑道的机场改成了两条跑道，而且是能进747货机的跑道，使得我们航空货运增长率已经连续几年全国增长第一。我们相信到2015年的时候，重庆的跑道还会从第二条到第三条，以后往第四条发展。民航总局准备再投资250亿，建50万平方米航站楼，加两条跑道，这样使重庆的内陆机场是一个复合型的，既是航空旅客的枢纽机场，也是航空货运的枢纽机场，能够达到一年6000多万人次，一年250万吨航空货运量以上。这样，这个地区就变成一个空中的口岸。
有了这三个台阶以后，使得重庆变成了中国内陆通向欧洲的桥头堡，成为欧洲货物通过铁路到中国来，首先到重庆这个集散中心，我们恢复或者发展了中国到欧洲的新时代的“丝绸之路”，这也是我们开放高地的一个重要表现
阮次山：重庆在走出去概念下，有很多绝活，我们继续请黄市长给我们分析。刚才您讲的口岸的问题，我们了解到，你们计划当中也有第二条欧亚大陆桥的问题，这方面可不可以请您解释一下。
黄奇帆：我们认识到，内陆开放高地必须是口岸高地，重庆在内陆的中心点上，没有靠海，怎么变口岸呢？我们一个是考虑了航空的口岸，刚才已经说了。第二个就是考虑了铁路的口岸。
铁路口岸关键就是我们研究了从重庆到新疆到欧洲的这条铁路。几十年来，这条铁路始终是通的，但是它一直没有利用起来，因为我们这条铁路涉及到五个国家的海关，五个国家的铁路部门，运行指令都是不统一的，这样运输时间、效率以及各方面都是不畅通的。
重庆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口岸高地，口岸的铁路枢纽，最近两年，我们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做了三件事：第一，我们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包括我们中国，几个国家的海关联手一起签订了一个关于渝新欧欧亚大陆桥便捷通关的协议，简单地说就是“一卡通”，重庆海关检过了，其他沿途国家就一路放行，不重复商检，否则效率很低。第二，我们让中国铁路、俄罗斯铁路、哈萨克斯坦铁路、白俄罗斯铁路、德国铁路，各个国家的铁路公司一起制定了“五定班列”线路，以重庆为起点，以欧洲为终点，就是定起运港、终点港、定路径、定运行时间、定运行费用和货物运输内容，这么“五定班列”定了以后，相当于货运体系中的最高等级，一路开过去，其他的慢车就要停下来等它过去。有了这个运行时刻表以后，重庆就变成口岸了。因为“五定班列”的概念是固定起点和终点，重庆既然是中国内陆的起点，其他城市要运到欧洲的货，就要到重庆这个班列上来组合，同时在这个地方报关，报关以后，火车一出去，五个国家不再商检，在这个意义上就形成了海关便捷通关的规则。一个铁路“五定班列”的规则，让重庆成了中国内陆的枢纽口岸。同时我们又组建了一个五国六方的集装箱运行公司，就是渝新欧“五定班列”的集装箱运输公司，这个公司由德国铁路、俄铁、哈铁、中国铁路和白俄罗斯铁路，加上重庆的交通运输公司，五个国家六个方面，形成了一个股份制公司，由这个公司统揽“五定班列”的货运物流。
有了这三个台阶以后，使得重庆变成了中国内陆通向欧洲的桥头堡，成为欧洲货物通过铁路到中国来，首先到重庆这个集散中心，我们恢复或者发展了中国到欧洲的新时代的“丝绸之路”，这也是我们开放高地的一个重要表现。
我们这个加工贸易的模式，不管是解决进项物流、出项物流和保税物流“三个流”的模式，还是微笑曲线“三个端”都留在中国的模式，我觉得都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都是比较好的
黄奇帆：第五就是重庆最近几年做了一件比较令人高兴的事，也就是加工贸易怎么往西部梯度转移。其实21世纪以来的十年，我们内陆、沿海，理论界和经济界都在研究沿海加工贸易怎么梯度转移到内陆。
过去20年，我们形成了1.5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都在沿海，之所以不能到内陆，就是因为内陆到沿海有2000公里距离。我们沿海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从海外运到中国沿海，加工了产品再销到世界，这个过程沿海有它的有利条件。如果把原材料、零部件从沿海运到内陆，有2000多公里的运输，又费时间又费钱，这件事就做不成。所以，如果两头在外模式不变，内陆搞加工贸易是不可能的，转移也只会转移到越南，转移到东南亚，中国内陆是无法转的。
我们想这件事怎么解决，想出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让笔记本电脑，各种电子产品，如果要搞加工贸易，就把这个产品的80%零部件实现重庆本地造，它的物流成本就归零或者几乎归零，这样就解决了进项物流问题。如果上亿台电脑生产出来以后，又有一个出项物流问题。笔记本电脑的50%在欧洲销售，50%在北美销售，我们有通欧洲的渝新欧专线，又有空运的专线，这样就把这个产品的出项物流解决了。另外我们有中央特批的内陆保税区，解决了保税物流。因为加工贸易大进大出，是免关税的，应该保税，20年来全国内陆没有保税区，这次中央政府特批重庆搞了两个保税区。
我们大体上解决了加工贸易必须解决的进项物流问题、出项物流问题和保税物流问题，重庆在模式上创造了三个物流的良好解决方案，使得重庆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引进了惠普、宏碁、华硕、思科等世界级的笔记本电脑品牌商，下单在重庆生产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打印机、通信设备、服务器、路由器等产品，同时我们又引进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仁宝、和硕等六家代工商，他们去年制造了全球92%的电脑，现在他们云集重庆一起在做。另一方面这六家代工商所需要的零部件，现在已经有300多个零部件企业在重庆落户生产，到明年底预计会达到500个零部件厂，这样就形成了80%零部件本地造的集群。最终来说，我们现在形成的规模是1亿台笔记本电脑，差不多是世界笔记本电脑市场的1/3，然后再加上打印机、台式电脑、平板电脑和3G手机等等，我们总的今后会形成2亿台件规模，也就是中国甚至是亚洲最大的一个电子产业基地。
这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最愉快的收获。原来说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其实除了销售在外，还有零部件制造在外，另外还有一个销售结算在外的问题。在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中，品牌商从代工企业拿到了产品以后，在全球销售，这个销售是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得到的是外汇，然后它支付给代工企业，支付给零部件厂商，支付给各种物流企业，也是外汇，是外汇对外汇结算的一个离岸结算。我们过去沿海地区1.5万亿的加工贸易，在中国沿海结算的就只有比例很小的劳动力，它真正的全球销售结算1万多亿美元都不在中国，有5000多亿在新加坡，3000亿在香港，还有2000亿在爱尔兰，还有几千亿在东京、韩国和台北。对我们来说，最辛苦的活儿是我们在干，但税都在外边，所以怎么把销售结算的这一块，服务贸易的这一块能够引回来，这是很重要的。
在这方面，我们和美国惠普，和台湾宏碁，和有关各种公司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取得了他们支持，所以重庆的加工贸易现在很愉快的就是把上千亿美元加工贸易的海外结算搬到了重庆，这样我们就是结算在重庆，制造在重庆，零部件生产也在重庆，我们是三头在内，一头销售在外。这就使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销售结算、零部件制造和总装，全流程都留在重庆了。所以我们这个加工贸易的模式，不管是解决进项物流、出项物流和保税物流“三个流”的模式，还是微笑曲线“三个端”都留在中国的模式，我觉得都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都是比较好的。
阮次山：这个结算是以人民币计价还是用美金计价？
黄奇帆：不用人民币，就是美元，美元对美元。这是个离岸金融结算，这个里边又涉及到中国的外汇管理。在我们中国，外汇管理方面以前有一个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自然人和法人不得从事离岸金融结算。这个制度不修改，就使得我们无法做离岸金融。所以我们重庆政府和外管局有关方面商量，建议把这个制度修改了。国家相关制度改革一小步，地方经济贸易发展一大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再者，这个加工贸易的离岸金融结算，并没有外汇和人民币发生兑付，我们国家过去人民币和外汇如果有实物贸易发生结算的话，每一单业务，海关和外管局要求填十几张报表，很复杂。如果你为5000万吨铁矿石进口填十几张报表，你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你每天有几十单业务过来，加工贸易的单子，一般一天就是几十单来了，三天以后产品都要运出去了，如果很复杂地办手续，那也不行。所以我们现在的结算方式，是和香港、新加坡完全一模一样的，这样就使得我们中国的外汇管理结算的制度，满足了跨国公司的结算交易需求。
阮次山：谢谢黄市长过去两天对重庆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的很多“绝活”做了详细的分析，很多企业家看了以后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不到重庆来发展企业，可能会是一个“罪过”。
(记者 何清平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