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中国扭转了“十五”时期能源强度快速上升的趋势，但与此同时，中国已由世界第二大排放国变为第一大排放国。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11月9日发布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认为，强度下降与总量上升而形成的交叉型、剪刀状格局构成了我国现阶段低碳发展的基本特征。“十二五”时期，工业化、城市化的继续快速发展；节能减碳边际成本的上升；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将使能源强度下降16%、碳强度下降17%的目标充满挑战。
地方政府扩张冲动仍十分明显
“十一五”期间，除新疆外，其他各地都完成了既定的节能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区域政策驱动产业空间格局变动，并影响全国低碳发展的绩效。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在中国能耗强度沿“西部—东北—中部—东部”依次降低的背景下，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拉高了全国单位GDP能耗强度0.5个百分点。
“十二五”期间，中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二氧化碳排放将进一步增长。“十二五”末，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什么程度合适？这一点引起普遍关注。不过，“十二五”规划中并没有出现相关指标。
按照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的测算，如果能源消耗总量目标设置在41亿吨标准煤，2015年中国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可能达到84.6亿吨。而根据“十二五”规划，中国在2015年的二氧化碳排放为78.9亿吨。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认为，各地区“十二五”规划预期的GDP年增长率远高于中央7%的预期目标，地方预期的能源消费总量较国家预期高出5亿吨标准煤左右。地方政府的经济预期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差距，使41亿吨标准煤的总量控制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表示，受实际经济增速影响，能源消费总量的不确定性很大。不过，对于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目标，大家普遍认为这一指标很重要。目前，国家能源局正在测算和制定这个指标。
不过，在张国宝看来，由于该指标最终还要分解到各地，而各地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指标最终的确定将非常困难。
市场化减碳手段有待提高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政策手段多样化与大规模的政府投入是中国低碳发展的基本特征。行政措施和激励手段对节能减碳发挥了主导作用。
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行政手段实现减碳4.73亿吨二氧化碳，激励手段实现减碳7.77亿吨二氧化碳，市场手段实现减碳0.15亿吨二氧化碳。此外，过去五年，全社会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共投入1.73万亿元，能效领域投入8592亿元，不仅远高于历次五年计划，而且领先全球。
齐晔认为，显著的政策效果得利于政策实施的制度优势。一些地方政府大力扶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相关的产业，开展低碳城市建设。不过，市场、税收手段还未能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节能减碳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未来在加强政策协调性和积极利用市场手段方面有待提高。
此外，齐晔还表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和效益不协调，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迅速使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比例上升困难重重。
消费侧碳排放值得关注
中国正处于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公众消费行为正在发生剧烈变化。数据显示，2010年，与消费直接相关的建筑和交通的碳排放约占社会总量的30%，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41%，高于同期社会总量的增速。公众消费行为的间接能耗也居高不下。2010年，建筑建材生产与建筑施工的能耗达约4.4亿吨标准煤，占当年社会总能耗的13.5%。
齐晔认为，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应当得到引导，否则，消费侧二氧化碳排放的过快增长将对中国的低碳发展构成巨大压力。
数据还显示，“十一五”期间，技术因素占总节能量的69%，结构因素占总节能量的23%，其余8%左右的节能量由生活用能比例的变化所贡献。
齐晔认为，经过“十一五”的低碳发展，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低碳技术装备制造的国产化率显著提高。但总体来看，低碳技术推广比例仍然较低，多项核心技术尚未掌握。此外，大量成本较低、节能效益较好的技术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这使得“十二五”能耗继续下降的空间变小，节能减碳边际成本将不断上升。
“节能减碳一方面需要坚持推进目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还需要不断优化政策的成本效益。”齐晔说。
